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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和尚,結果鬧饑荒時連和尚都當不下去,只能去沿街乞討。

那個年代的仇富心理幾乎是根深蒂固在每一個窮苦人民的心中的。對於吃不上飯,只能沿路乞討的朱元璋來說,他非常想不通,想不通為什麼那些富人、商人越是在鬧饑荒的時候,還越要抬高糧價,甚至寧願倒掉、給家裡的雞鴨豬狗吃,也不願意施捨給貧民百姓。

咦,這個劇情似乎很熟悉:資本家傾倒牛奶、淹死牲畜、點燃棉花……大蕭條和羅斯福新政,這可是高中歷史必修啊。

太有畫面感了,這不就是同一出戏嗎!

可是,這事的論證結果真的是“資本家乃萬惡之源”麼?恐怕不一定,這是市場經濟規律所導致的,無論古、今、中、外,其實都一樣。

然而市場經濟理論對於朱元璋而言既沒有聽過,大概也不認同,他一直把自己當做窮人的代表,而在窮人眼裡,這個問題的根源就很簡單:根源就是他們這些可惡的商人,他們沒有絲毫的同情心,眼裡只有錢!

那怎麼辦?窮人只能選擇造反,所以朱元璋在當了皇帝之後,也是一個處處維護農民,想方設法打壓乃至於反過來剝削商人的“農民皇帝”。

翻身農奴把歌唱嘛,這種心態完全可以理解。

至於第二個原因,則在於他的主要對手張士誠、方國珍都是商人出身。

張士誠、方國珍這倆人都是鹽販子出身,張士誠在江浙一帶自稱吳王,因其為人慷慨仗義,在當地百姓之中有很高的威望。即便後來朱元璋打敗了陳友諒,實力大增,但江南沿海地區的人們還是更中意張士誠,反而對朱元璋這個“土老帽”不屑一顧。

並且更糟糕的是,張士誠還來了個誓死不肯投降——當時朱元璋好說歹說,張士誠都不肯答應。走投無路之下,竟然還是選擇了自縊,表示士可殺不可辱。可想而知當時一心希望得到江浙一帶民心擁戴的朱元璋有多麼惱羞成怒。

至於方國珍,看看朱元璋對他的評價就知道了:“方國珍魚鹽負販,呰窳偷生,觀望從違,志懷首鼠。”——這個人就是一會兒降元一會兒反元,一會兒降朱一會兒反朱,十分不講信用。

那麼推而廣之,朱元璋得出的結論就很明顯了:但凡商人都不是好東西,全是些混賬王八蛋,根本無可救藥。

眾所周知朱元璋是個喜歡遷怒的人,因此朱元璋甚至對於“盛產商人”的江浙一帶整體都很惱火,以至於在開國後,在其他地區都輕徭薄賦、免租低稅的情況下,卻惟獨對江浙百姓課以重稅。

只不過他在這事上搞混了一個概念,導致某些很搞笑的陰差陽錯:他當時不承認商人身份,導致不承認“商籍”,而既然商籍都不是朝廷所承認的,那麼商稅自然也就收無可收。

結果這重稅不僅沒有“害”到江浙一帶原有的商人,反而逼得那一帶原本不是商人的很多農民也紛紛“改行”,乾脆一不做二不休去從商了。

這也是為何原本的“蘇湖熟,天下足”變成了“湖廣熟,天下足”——種糧食不划算了啊,我種桑養蠶多好?再不然,那就去跟著人家當“倭寇”,做那無本生意算了!

“窮則變,變則通”,江南百姓哪怕沒讀過書,但這道理顯然大家都懂。

問題的根源是找出來了,可是要怎麼改變呢?高務實又不會招魂,不可能把朱元璋從孝陵裡請出來,跟他把這些道理掰扯明白。

那就只有雙管齊下,一是拿儒家經典為自己的做法找理論依據,二是順著朱元璋的意思念歪經。

前者他方才已經簡單闡述過了,程文和胡執禮肯定都懂。後者他其實也頗有經驗——他此前搞“軍工私營”和上《紓驛路疏》時都幹過。

一言以蔽之:吾欲從祖宗之本意,未必行祖宗之舊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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