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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之滅也,不易禮而亡。然則反古者未必可非,循禮者未足多是也。君無疑矣。”

這便是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國不法古”的論斷,它表達了堅持變革,反對因循守舊、勇於進取的革新精神。

商鞅透過總結歷史經驗教訓,指出了夏、商、週三代禮制不同,但都稱王天下;齊桓、晉文等之所以稱霸諸侯,也是因為各自法度不同——如果各國法度一致,憑什麼就是他們稱霸了呢?因此商鞅論斷:治理國家沒有一成不變的方法,只要對國家有利,就不妨大膽改革,無須效法什麼古制。

為什麼高務實忽然要丟擲這兩句話?因為這兩句話這就是他為實學派找出來的“政治綱領”——什麼叫實學派?心學也自稱是“道德實學派”,我們如何與他們區分開來?

這就是區分。

我們這個實學派是經世致用實學派,講究的是做實事、求實效。做得好與不好,不是看口號喊得響不響亮,聽起來高不高尚,我們是要見真章的。

什麼是真章呢?

高務實稍稍停頓,道:“實學派走到今日,有些目標必須要更加明確了。我們不是為了與誰爭權、奪利,我們的目標是至少要在天下承平的基礎上,讓朝廷有更強大的財力來維持軍力之盛,保護大明百姓之利益不受侵犯;要讓朝廷有餘力興修水利、賑濟災民;要讓民間經濟日益充滿活力,百姓安居樂業,不捱餓、不受凍;要讓商人在繳納一定賦稅的基礎上合法經營,不受惡意盤剝,不受惡意欺凌;甚至我們還要讓更多的人能夠習得聖人教導,懂得禮義廉恥,懂得自立自強。”

程文還能理解高務實提出這些主張的用意,而胡執禮雖然也對他的說法感到高興、心中認同,但也難免懷疑他在自己面前提這些的意圖。

強逼著自己在腦海中拋去高務實這番話裡那些煽動性很強的理想,胡執禮注意到高務實在這裡居然也提到“商人”。

之前高務實說,他要打擊奸商,此處卻又說要保護商人“不受惡意盤剝、不受惡意欺凌”,這……到底哪句是真,哪句是假?

然而高務實宛如學成了佛家的“他心通”,風輕雲淡地繼續道:“雅齋公是不是有些猶疑,我何以一邊說打擊奸商,又說保護商人?”

胡執禮確實懷疑,但高務實既然問了,他也不好直言,只好答道:“想必司徒以為商人也有好人?”

這話倘若在後世說出來,肯定惹來一片罵聲:什麼叫想必商人也有好人?難道商人全是壞蛋?

沒錯,後世不會認為商人全是壞蛋,合法做買賣的商人肯定佔絕大多數,這才是事實,也是主流觀點。

然而這個觀點在大明並不“主流”,主流的觀點是“無奸不商,無商不奸”——奸者,奸詐也,顯然不是個褒義詞。

如果只是民間持這樣的觀點,那還好辦,關鍵是大明的開國皇帝太祖朱元璋也是極端仇商的人,這就導致官方層面也不得不長期跟隨這一“傳統”而抨擊商人,縱然到了現在這個時期,很多官員的背後都有大商人的影子,但至少在官面上他們仍要時不時對商人表達一下鄙夷之情。

嘴上說不而身體很誠實,這又不是什麼奇怪的現象。

然而高務實想要改變商人的地位,朱元璋的極端仇商卻是一個繞不開的坎。

雖說“重農抑商”是中國歷史上大多數王朝的基本國策,但是朱元璋開創的大明王朝卻是打擊商人最嚴重的。

那麼,為什麼朱元璋相對於其他開國皇帝,是最打心底裡仇視商人呢?高務實認為主要原因應該有兩個。

第一個原因:朱元璋就是窮人出身,且直到做了皇帝,對於早年的記憶也依舊無比深刻。

老朱是最底層的窮人,別說上不起學是肯定的了,他早年又是放牛又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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