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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翊鈞最著急的問題就是錢。
他在當了皇帝之後才發現,當初父皇之所以經常死皮賴臉要求戶部撥款搞這搞那,並非真的就是什麼貪得無厭,而是皇帝與戶部之間的關係就有這麼神奇。
戶部恨不得朝廷所有的用度開支都從內帑出,皇帝則恨不得連給后妃採買胭脂水粉的錢都歸戶部出。
究其原因,似乎是雙方都覺得自己很窮,而對方卻很富。
然而,戶部國庫的錢財有多少,雙方都比較清楚,而內帑到底有多少錢,則只有皇帝清楚,戶部是不清楚的。
這就造成了一個悖論般的情況,皇帝只要喊窮,戶部堅決不信;戶部一旦喊窮,皇帝卻不能不信。
按理說,只要內帑財務公開,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但實際上這一點至少就目前的情況來說,是沒有可操作性的。
因為皇帝必須保持一定的神秘感,沒有任何神秘感的皇帝,經常會鎮不住場面——譬如歷史上的崇禎末年,朝廷上下都知道內帑空了,朝廷大臣就沒幾個把皇帝放在眼裡的了,因為大家都知道,沒錢的皇帝說話不好使,調誰都調不動,誰都會陽奉陰違。
而原歷史上的萬曆朝,則從來沒有出現過這種情況,哪怕朱翊鈞數十年不上朝,也沒有哪位臣子敢抗旨不遵。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都覺得內帑充裕,甚至極其充裕——有礦稅嘛。
那麼,皇帝內帑有錢為什麼這麼厲害?道理說穿了其實很簡單,因為一旦皇帝有什麼想法,哪怕你內閣不同意、戶部不撥款,朕也可以直接拿內帑的銀子來辦事,其實甚至包括調兵打仗。
這樣的局面,就相當於文官集團除了在道德層面也許能限制皇帝一二,在最關鍵的經濟層面卻根本控制不住皇帝,皇帝想做什麼就做什麼,真正的隨心所欲,言出法隨。
這,才是權力執行的真正核心。
大明的歷代皇帝們,或許他們的政治水平沒有高超到把這些問題理論化,但不代表他們不明白其中的要點,所以皇帝內帑到底有多少錢,那是從來不會讓外廷得知詳細的。
不過,不同的皇帝會有不同的風格,比如成祖永樂帝的風格,就是始終讓外廷覺得內帑極其充裕,所以他可以不顧外廷的反對,又是五伐漠北,又是遷都燕京,又是七下西洋……搞得不亦樂乎。
外廷既然不知道內帑到底有多豐厚,自然也就硬不起腰桿來,更遑論生出“限制皇權”的這種危險思想了。
而隆慶帝的性格偏軟,他就不會效仿成祖,而是一門心思哭窮,整天說朕現在窮得叮噹響,買區區兩萬兩銀子的珠寶、造一批春宮瓷器之類的破事,都非得讓戶部出錢。
可是戶部也不傻,他們知道內帑不可能真的那麼窮,因為光是皇帝的金花銀等折稅,隆慶就用不完,更別提還有大片的皇莊、大量的皇店等收入。
這樣一來,內帑在外廷眼裡依舊還是充裕的,所以隆慶帝的性格雖然軟,但只要用了高拱這樣一個性格強勢又和他站一條戰壕的首輔,朝政就依然穩穩當當。
這個情況在眼下的萬曆十一年開始有點變化了,朱翊鈞很敏感的意識到了這一點,因為戶部表現出來的苗頭不太對——戶部尚書開始動不動就以請辭來威脅皇帝收回成命。
雖然這一年來戶部的確很困難,但動不動就以請辭來威脅,可還是嘉靖以來的頭一回,隆慶朝都沒有出現過這種局面。
變化的主要根源,就在於外廷開始懷疑內帑到底還有多少錢。
造成這種懷疑心態的因素有好幾點,不過說到底,有兩個人責任最大:一個是朱翊鈞自己,另一個就是高務實。
朱翊鈞為了樹立新君仁厚聖明等光輝形象,這兩三年來不停地搞各種免稅、減稅。
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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