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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祿衛中,遞進用事”,及“正德間,奄宦擅權,貴幸子弟以奏帶冒銜錦衣者尤多”的弊政,甚至隱然有將勳、戚、文、武、內各類大臣的蔭子錦衣都比附為封爵之意,可見蔭子錦衣,在大明的政治褒獎機制中的地位作用。
王崇古在俺答封貢時,是邊臣首功(他是時任宣大總督),家裡得幾個蔭官理所當然。
高拱那就更不必說了,因為他的各種功勞,高家得到的蔭官名額到現在居然還沒用完——晚輩不夠了。
所以這個“文臣蔭武”的趨勢止不住,也不可能止住——德懋懋官,功懋懋賞,那些大臣的功勞擺在那裡,但他官也不能升了,爵又不能加,不蔭官子孫還怎麼弄?
而說到皇帝不懷疑這些蔭官的文臣之後大多塞進錦衣衛,卻也有幾個方面的原因。
首先最根本的一條是,大明的文臣還沒有造反的先例——你非要說胡惟庸那就沒意思了。
在這個基礎之下,便可以論及其他方面,其中又有一個趨勢問題。
明代官場“自分縉紳、介冑兩途”,文官銓選以科舉為基礎,武官銓選以世襲為基礎,所謂“國家所以駕馭文武者,惟擢用與承襲而已”。
武官集團主要由明初軍將的子孫後代構成,是一個相對封閉的身份性世襲社群,如戚繼光也是這種出身,而如劉顯這般靠著一刀一槍打出來的,那真是鳳毛麟角。
而文臣子弟一但蔭入錦衣衛世襲,就意味著這支子孫世代佔籍右列。這種現象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大明武官群體的內部封閉性,呃……也算是改善了錦衣衛武職人員結構。
不少進入武職行列的文臣子弟繼續保有原縉紳家族的做派和社會交際網,同時透過婚姻、職務關係等,又不斷漸染武士之風,成為溝通縉紳與武職兩大政治社會群體的紐帶。
實際上,文臣蔭武子弟的這種社會媒介作用在明代中葉便已凸顯。如弘治年間,吏部尚書姚夔之子、中書舍人姚吉甫,就曾倡導父輩中同榜進士而“通朝籍,居京師者”舉行聯誼活動,引得在京官宦縉紳子弟唱和交遊,有“四十年通家之誼藹然如昨日”之盛況。
當時參與集會者多是文職士紳,而因父蔭入武職的兵部尚書白圭子錦衣衛千戶白鑌、巡撫李秉子錦衣衛百戶李靖也欣然參與。
再如大明的七朝老臣、吏部尚書王翱蔭一子王竚為錦衣軍職,王竚長女“適天津左衛指揮黃溥”,次女“適國學生楊鏜”,孫女五人中“長適馬溥、次適錦衣千戶韋綱,次適錦衣指揮張禹之子,其次適錦衣千戶趙輗之子,其次適騰驤衛指揮夏銘之子疄等”。這就是聯姻的功能性表現了。
至萬曆以後,銓入錦衣衛的文臣子弟,憑藉自身跨越“文”、“武”的特殊政治文化背景及資源,在社會交往的基礎上,還構建出一套政治庇護關係,保障自身及家族利益的長存。
這一方面的主要表現,就是文蔭子弟藉自身特有優勢,逐步掌控了錦衣衛的權力。
在原歷史上,現任錦衣衛都督劉守有之後,其孫劉承禧、其曾孫劉僑繼續兩代世襲錦衣衛官,而且皆升至都督一級並掌衛事。
而除了劉氏之外,吳兌之孫吳孟明、兵部尚書郭子章之孫郭承昊、兵部尚書田樂之子田爾耕,都是天啟、崇禎時期顯赫一時的錦衣衛都督。
基於錦衣衛司法職能的特殊性及文蔭子弟的自身優勢,明代甚至有人提指出“錦衣用人之法政,與司馬門推擇材官不相類也。以其介而仗立丹陛下,與執法筆簮之士大夫共對”,故而錦衣衛都督“惟儒而後能當此任”的理論。
也就是說,從劉守有之後,你要不是個文臣之後,你都不適合做這個錦衣衛都督!
皇帝說什麼了嗎?沒有,皇帝不僅預設了,甚至看起來還挺支援——文臣之後既然也是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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