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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南京方面去年徵收的稅額還不達標,少了七萬三千多兩銀子,理由則是去年春夏之交遭受了風災,影響了浙江等地的收成。
王錫爵當時人在蘇州,自然很清楚這件事是瞎扯。風災倒是真的,造成的影響也的確是有,可是這事和徵收糧稅稅款實際上並沒有太多的關係。
為什麼?因為朝廷收稅的額度是相對固定的,不會因為你受災而變動額度。只有一種情況除外,那就是皇帝特批,某地因受災而免稅,或者明確准許某地某年減徵多少。
朱翊鈞前些年因為朝廷比過去富裕了不少,經常性批准減免稅收,其中以皇莊改革的那一年最狠,全國各地加起來減免稅款高達七十萬兩,雖然當時高務實不管財務,也差點被氣死了。
在經過他的勸諫之後,朱翊鈞才有所收斂,後續這幾年,每年在全國範圍內的免稅、減稅大多保持在三十萬兩以內。至於去年,因為定策了要開藩禁,朱翊鈞在這方面更加嚴格,全年減免只有十四萬兩,而這裡頭基本沒搭理江南風災這一茬。
換句話說,南京戶部說少收了七萬多兩稅銀是因為風災,這個理由首先在法理上就站不住腳。
其次,江南風災雖然肯定會對經濟造成損失,可江南糧稅早就不依賴江南自產的糧食了,江南諸省自己都要從湖廣買糧,這江南風災怎麼影響糧稅?湖廣糧稅也歸南京戶部管,但湖廣又沒風災,更不可能影響。
不過去年風災到底還是影響了一些經濟活動,比如桑樹如果被吹倒就會影響蠶絲產量,織廠、紙廠等工坊在風災天下也沒法開工等等,所以受災害影響更直接。
這些人裡頭又有很多是田地主,比如王錫爵這樣官商兩道皆走的家庭,因此遭災之後得找點手段彌補。
糧稅減少,實際上就是這麼來的。普通人享受不到,能享受到的都是南京戶部不願得罪的人。
王錫爵自家就是其中之一,他當然首先就會認為高務實是盯上了這件事,繼而要把手伸進南京的財政大權裡來。
申時行和王錫爵雖然沒有取得一致看法,但雙方的利益始終是比較一致的,因此回去之後都開始按照自己的思路進行佈置。
申時行給南京方面的心學派高官再次寫信,提醒他們不要只顧著自己寫自陳,還要多關注手下的心學派僚屬,至少在給他們的考語上一定要往好了寫,同時也要在其他各個方面注意“保護幹部”。
王錫爵則更直接,首先給自己家裡寫了信,讓他們把賬目好好整理一番,務必讓每一條收支都“合情合理合法”,最起碼不能比其他人家玩得過分,以免在接下來的調查中出了什麼紕漏。
緊接著又寫信給南京戶部中的相關官員,也讓他們立刻查賬,把該“平”的賬目趕緊填平,每一條收支都得明晰清楚,至少看起來要是沒有問題的。
具體到去年的風災減徵,王錫爵雖然不肯把話落在筆墨之上,但也暗示南京方面,一定要死咬“災情之下,不忍強徵”這一條,千萬不能往其他理由上攀扯。
不要管是不是有人拿制度說事,你們只管說不忍強徵就完事了。
這個道理很簡單,制度就擺在那裡,繞是繞不過去的,但“不忍強徵”就把這事拔高到道德問題上來了。道德在大明朝是什麼地位不必多說,只要把稅收不上來從法律問題轉化成道德問題,性質就大不一樣,哪怕最終高務實找到藉口要清查,對此也只能高高舉起輕輕放下。
“正人君子”在這個社會里享有很神奇的豁免權,有時候連違法都不能加罪。
兩位閣老君子忙完這些,都自覺安心了不少,接下來就只能等著高務實出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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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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