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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時間裡發展起來,控制了四處較大規模的私市和九處規模一般但也比較重要的私市。
雖然從私市數量上來說,京華大概只有李成梁的一半,但從貿易額來說,雙方几乎平分秋色。
李成梁從獨霸遼東私市到和京華打個五五開,心中的壓力顯然巨大。雖說京華的進入實際上是秉承一貫的“做大蛋糕”宗旨,提高的是整個遼東的貿易額,對於李成梁的“絕對收入”影響並不大,但李成梁畢竟做慣了地頭蛇,如今忽然有條強龍過來,他能有什麼反應非常難講。
明面上和京華硬碰硬並不太合算,李成梁作為一名武將也不是很有這樣的膽量。他的後臺靠山申時行雖然是首輔,但近年來對高務實也顯得缺乏壓制力,李成梁這樣的聰明人當然不會拿雞蛋去打石頭。
在這種情況下,“開發”一些新的賺錢門路,完全是可以理解的。
王錫爵對申時行道:“朝廷不與察哈爾貿易甚久,然察哈爾當地果無我大明貨品耶?非也,察哈爾歷來可以弄到各種貨品,元輔難道不知?”
申時行只能報之以苦笑,這個情況他當然是知道的。
隆慶四年,王崇古改任總督山西宣大軍務,力主與俺答議和互市。在高拱、張居正等朝廷重臣的力主之下,隆慶五年,大明冊封蒙古俺答汗為“順義王”,同年開放通貢互市,張家口就成了最早對蒙古開埠的邊塞貿易口岸。
除了官市之外,王崇古還推動民間明蒙貿易,由此在明蒙議和的形勢下,明朝與蒙古貿易規模越發龐大。“邊境休息,東起延永,西抵嘉峪七鎮,數千裡軍民樂業,不用兵革,歲省費什七。”
由此產生的社會作用,不僅是給宣化、大同一帶長期的和平環境,還出現了持續不斷的人口回流——過去蒙古兵經常南下襲擊,當地人都往外地跑,現在明蒙議和,不必再有兵禍之憂,邊關馬市的開放,又提供了做生意的機會,大家都往這裡跑。
但是由此帶來了另一個問題,即土默特擁有和大明進行任何貿易的權力,包括用馬匹、牛羊等物換取他們想要的任何品類商品。
土默特現在幾乎已經是大明的鐵桿小弟,他們可以買賣大明的產品,這是毫無問題的,也是高務實之前就一直堅持的。可是,土默特與察哈爾之間關係雖然緊張,可畢竟同根同源,雙方的“大汗”還都是成吉思汗的子孫,所以對峙歸對峙,要想斷絕聯絡其實並不可能。
尤其是商貿方面的聯絡,更不是說斷就能斷的,哪怕把漢那吉下令,也必然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何況蒙古人之間要聯絡比大明還方便,他們之間的邊境又沒有多少明確分界,某些部落、將領之間悄悄交易,把漢那吉根本查都沒法查清。
這種事不僅現在有,甚至在原歷史還導致了所謂“晉商賣國”的說法。
當時建州女真在遼東崛起,努爾哈赤於萬曆四十六年起兵反明之後,也很重視聯絡漠南蒙古各部。而皇太極繼承汗位後,更透過各種軟硬兼施的手段,對蒙古採取了更積極的策略。
為了打壓建州女真,大明曾拉攏和扶植海西女真如葉赫部。但在萬曆四十七年,在經歷了薩爾滸戰敗,開原、鐵嶺失陷,葉赫被攻滅等一系列挫敗之後,大明開始轉為扶植漠南蒙古察哈爾部。
察哈爾是大元皇帝、蒙古大汗親領的汗帳。早年大明與土默特達成和議,但沒有和察哈爾達成類似的封貢條款,然而彼時面對咄咄逼人之勢的後金,本著“敵人的敵人就是盟友”的原則,大明開始主動封賞察哈爾。
察哈爾林丹汗也頗有野心,試圖在漠南蒙古諸部重新確立他的大汗地位。而積極經略漠南蒙古的後金,自然與試圖在漠南蒙古當中確立自己地位的察哈爾林丹汗隨即發生直接軍事衝突。
1626年的二、三月間,聽說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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