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9章 努爾哈赤的命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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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務實本人對於人參的藥性其實是持一定懷疑態度的，因為他記得後世的現代醫學分析人參的成分後得出的結論是“與胡蘿蔔根差不多”，而且人參的逐漸神話過程他也很清楚。

中國最早有關人參藥用價值的記錄，見於成書秦漢時期的《神農本草經》。到了東漢末年，張仲景在《傷寒論》中，說人參“主治心下痞堅，旁治不食嘔吐等”。後來南朝《名醫別錄》、唐朝《藥性本草》、宋朝《諸家本草》、元朝《用藥法象》等歷代醫書，對人參的藥用功能都有提及，但都談不上神妙無比。

可是到了明朝，人參就忽然變得厲害起來了，成了“人參治男婦一切虛症”，包括“發熱自汗、眩暈頭痛”，及“痎疾、滑瀉久病”等。人參遂從普通中藥材種脫穎而出，榮登“神藥”地位。

方才曾說，明代以前中國人吃的人參，主要產於上黨地區(今山西長治)，被稱為“上黨參”；其次就是遼東地區的遼東參，又稱遼參。

早年間，人參只被視為一種普通食材、藥材。比如蘇軾在給朋友王定國的信中就說，“必欲寄信，只多寄好乾棗、人參為望。如無的便，亦不須差人，豈可以口腹萬里勞人哉。”在給章質夫的信中又說，“萬一有南來便人，為致人參、幹棗數斤，朝夕所須也。”

從這裡可以看出，對蘇軾而言，人參就和幹棗一樣，只是一種滿足口腹之慾的食品，而非包治百病的神藥。且他動輒託人順路帶上“數斤”，也說明這種食品在當時並不名貴。

當然在明代之前，也有少數人參品種被認為很名貴。比如，上黨參中有一種“紫團參”，據說僅生長在上黨地區的紫團山上。《夢溪筆談》裡就有記載，說王安石患有哮喘，需用紫團參醫治而不可得。有朋友送來幾兩，王安石堅辭不受，說：“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

不過，從蘇軾為滿足“口腹”之慾，“朝夕”食用人參來看，至少普通上黨參在北宋仍屬普通之物，只有其中個別特產參品別高看一籌。但這也沒什麼奇怪，就好比普通的茶葉才值幾個錢，但你要說名茶，那價格又要翻上多少倍？

人參的價格也很能說明問題。直到嘉靖年間，人參仍是一種價格低廉的商品，一斤人參只要白銀一錢五分。而到了萬曆年間，參價上漲至約3兩白銀每斤——原因前文說了。而至崇禎時，參價已高達到十六兩白銀每斤。

而人參地位大變，直接成為神藥，其實還是發生在韃清代明之後，其主要原因大概有四條。

其一便是人參被視為清朝王氣的具現。本來人參的命名，就有著很強的神秘性。比如，隋唐志怪傳奇《廣古今五行記》中有一個故事：“隋文帝時，上黨有人宅後每夜聞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里許，見人參枝葉異常，掘之入地五尺，得人參，一如人體，四肢畢備，呼聲遂絕”。

這種說法一直流傳下來，甚至影響了李時珍，《本草綱目》中也將這種志怪玄談視作人參藥效的由來寫了進去：“參漸長成者，根如人形，有神，故謂之人參、神草”。

具體到清朝，因為產參的東北乃是“龍興之地”，充斥“王氣”，人參很自然地被視為這種“王氣”的具現。比如，乾隆年間的著名文人阮葵生就說：“自遼陽以東，山林中皆有之，蓋地氣所鍾，豈偶然哉？”——這是明確將人參的生長與東北的地氣聯絡在一起，至於他這個說法明顯是捧韃清臭腳的問題，那倒是不必多談，總之這些說法加強了人參迷信，這是肯定的。187

其二則是清廷壟斷人參貿易，推動參價暴漲，加劇了民間的人參迷信。

上黨參從市場退出後，大明只能從關外女真人手中大量進口遼東參作為替代品。女真和大明的人參貿易數額極大，是女真崛起的最重要財源。

比如在原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