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34章 軍制改革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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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是一支實力雄厚，能征善戰的衛所軍隊，其在權力基礎上與大都督府時期並沒有改變，所以五府還是繼承了大都督府的一些權力，只是具體到高階將領們手頭的權力，則相應地被分化了一些。

但五府分權並沒有徹底打消朱元璋對於軍權過重的顧慮。用於分治兵權的辦法，除了五府五軍相制這種武臣互制之外，最主要的便是利用文官系統中的兵部去制衡五府。

其實，早在中書省和大都督府尚未廢除之時，這種相制之法就己開始實施。當時，命中書省兵部定給武官誥敕之制。在程式方面不但需要由大都督府將武官資料轉交兵部，又考功監察對其資格審査，再移交翰林院撰文，司文監校勘，中寫然後在交由承敕、考功二監等等，一系列繁雜的文移手續之後，兵部才能給予升授。整個過程當中，兵部和大都督府都不可以專擅武官的選用。

最重要的是，兵部設立之後有奉旨調兵之權而無統兵權，五府有統兵之權而無權調兵，“凡軍制內外相維，武官不得輒下符朝廷徵發”。遇有戰事發生，由皇帝命將為帥，兵部奉旨調兵，調五府所掌轄衛所之兵佩印出徵。軍還即歸印於朝，兵回衛所。

在這樣的模式下，最大限度朝廷的避免了武將專權的可能性，也使得文武相制的原則在國家制度朝廷層面上確定下來。

總體說來，五府在洪武年間還是具有一定的權勢和地位，由於五府堂上官皆由公侯伯推選，掌握五府機構運轉的主要官員均為武臣，所以五府在一定程度上來說，即為武臣勢力在中樞的代表。

五府代表著武臣在國家當中所佔有的地位，其品級高於六部，擁有參政權，可以統轄當時大明的主要軍事力量，這也為朱元璋所認可，並定以為制。

然而，在眾所周知的大肆殺戮功臣之後，五府的力量大為削弱。比如在胡惟庸之獄中被誅殺的延安侯唐勝宗，平涼侯費聚和吉安侯陸仲亨，就曾任大都督府同知、僉事。以及在藍玉黨案中被誅殺的藍玉本人，以及鶴壽侯張翼、舶臚侯朱壽、定遠侯王弼，都曾就任大都督府高階長官(同知、僉事)。

因此也可以說，朱元璋對武臣大加殺戮，背後原因之一就是對於五府軍權的掌控。

再然後，到了英宗土木之變，隨著張輔之死，五府的勢力在朝廷中樞幾乎被一掃而空。而與此同時，中樞之中由文官所掌握的兵部從於謙設定團營起，重要性開始出現飛躍，就更加使得五府的地位一蹶不振。這兩點本書前文有述，就不多說了。

但是，五府的衰落絕不僅僅只是由於其首腦人物被打壓或者戰死，其中還有更加深刻的內在因素，而這個內在因素才是眼下高務實關注的重點。

內在因素是什麼？是衛所的衰落，是軍戶的逃亡、不堪一戰。

按照高務實的理解，明代的以文制武政策固然在很大程度上限制和削弱了五府的地位和權力，但是對於五府為代表的衛所軍事體系來說，只能算是一種相對的外部作用，而其在內部的因素亦有深刻影響。

明初，“五府—都司—衛所”建立起來的衛所軍制，在洪武至正統時期承擔了最主要的軍事職能，自朱元璋著手統一戰爭開始，至正統年間的屢次軍事行動，無不由衛所軍隊為主力進行。

直到正統十四年，王振挾英宗出征瓦剌所統帥的五十萬京軍，仍然是以衛所軍制為基礎的。所以，在如此情況之下，作為衛所軍隊的主要領導機構，五府權力勢必不容小覷。

然而土木之變以後，中樞決策核心便完全集中於以文官為主的內閣和以內臣為主司禮監之上，武臣對於國家政策的干預亦不復存在。

出現這種現象，除了皇帝使用以文制武的政策之外，一個主要的內部動因便是衛所制度的不斷瓦解。衛所官軍已逐漸不能擔任國家作戰的主力，從而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