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6章 安得倚天抽寶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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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

由此，在圍繞太子人選的問題上，各派官員爭鬥長達二十餘年之久。

到了天啟時，“黨爭”又演化為“內朝”和“外朝”之爭。因宦官魏忠賢為司禮監秉筆太監，得以參預機要，又提督東廠，能任意羅織罪名、掌握官員生殺大權，故圍繞其身邊迅速形成了一個集團，東林黨人將之稱為“閹黨”。

由於魏忠賢得天啟信任，故其在朝廷內外權勢滔天、為所欲為，對其趨炎附勢者絡繹不絕，甚至稱其為“九千歲”。

見“閹黨”專權，敗壞朝綱(東林黨認為的)，於是東林黨人開始激烈攻擊魏氏一黨：左都副御史楊漣上書彈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狀，結果被誣下獄，後受盡酷刑慘死獄中；其餘東林黨人如左光斗、魏大中等也因反對魏氏專權而被下獄折磨致死。

至此，“東林黨”勢力大為受挫，“閹黨”遍佈朝廷，直到崇禎時，才被“聖君”一招“斬首戰術”給消滅掉——順便聖君也把自己消滅了。

縱觀宋、明兩朝的黨爭，前者多為純政見之爭，如變法派和保守派，且鬥爭結果僅止於罷相、去官(遠離中樞)。

而後者多以官員籍貫劃分派別，同鄉之間相互抱團，對於非本派者必加以打壓、排擠，發展到後來變成“為了爭而爭”，事事都要攻訐一番，而且相爭的結果可謂慘烈：失敗者很多都被處以極刑，死於非命。

高務實曾經思考過造成這兩種不同局面的原因究竟是什麼？

他覺得，或許在於兩朝的立國之本並不相同。

宋朝堪稱中國歷史上知識分子最幸福的朝代，宋太祖趙匡胤曾立下“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的誓言並刻於碑上。因此，宋代對知識分子(士大夫)極其寬容，只要不是罪大惡極，引起全國上下的公憤，那便不會被施以刑罰。

即便是與君主相爭，往往也沒有性命之虞，最多就是外放到地方，遠離朝政罷了。這點從范仲淹和王安石的境遇上體現得最為典型。

大明就不同了。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貧民，對了於吏治的腐敗有切身體會。立國後，更以嚴刑峻法整頓吏治，對官員要求極為嚴苛，稍有貪腐行徑就會被處以極刑。

但偏偏在對待大臣的問題上，他和他的兒子朱棣又為後世做了很不好的示範：朱元璋在處理胡惟庸、藍玉兩位功臣的案子上，光是受牽連而被殺的官員就達到四萬餘人；

朱棣也不遑多讓，在方孝孺一案上更是做出了“誅十族”的壯舉，連方孝孺的門生、朋友都沒有放過。因為方孝孺一人，導致前後共有八百多人被殺。

由是，明代的黨爭幾乎都以人身消滅為結局，失敗者往往連性命都保不住。

如果說這還只是開國皇帝所作所為形成的“祖制”慣性，那麼實際的社會根源也是有的。

這個社會根源的關鍵點，就在於長江流域的開發。

北宋時，江南的開發已有規模，經濟、文化水平較高，但黃河流域也並未衰落，且由於國都在開封，所以整個南北方的發展比較均衡。

這點從北宋一朝名臣的籍貫上可見一斑：范仲淹為蘇州人，王安石為江西臨川人，寇準為陝西渭南人，韓琦為河南安陽人。

但到了明代，長江中下游流域已經開發得很成熟，經濟和文化水平都蓋過了北方；加之南京是開國時的首都，故其政治、文化中心的地位一直不墜。

自此就導致了一個結果，“金榜題名”者大多來自於這個區域，以至於皇帝不得不改變科舉的全國一榜，將之劃分出南北榜等，目的就是為了儘量保持平衡。

但即便如此，效果也並不是特別好，至少應該沒有達到皇帝們想要的結果。因此到了明末，影響最大的“東林黨”、“浙黨”、“昆黨”等，更是無一例外集中於蘇錫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