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4章 道統之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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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途。

在獲得了“實理”以後，王陽明主張還要將其推致於日用常行之間。他曾激烈反對佛老那種脫離修齊治平路線的修養路徑。

他說：“佛怕父子累，卻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卻逃了君臣；怕夫婦累，卻逃了夫婦。都是為個君臣、父子、夫婦著了相，便須逃避。如吾儒有個父子，還他以仁；有個君臣，還他以義；有個夫婦，還他以別。何曾著父子、君臣、夫婦的相？”

佛教將現實世界君臣、父子、夫婦的責任和義務都看成是人生的累贅，要“不著相”，其實就是要逃避。而心學堅持儒家經世致用的傳統，強調一切學問都必須服務於宗法家國的大事業。

他努力劃清心學與佛學的界限，說：“是故良知皆實理，致知皆實學，固非墮於空靈，一與事物無干涉，如禪家者流也。”凡是宣揚脫離倫常、事功而進行的道德修養，都不是儒家的“聖學”。

曾有一官員對王陽明說：“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為學。”

王陽明回答他說：“我何嘗教爾離了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的事上為學，才是真格物。……簿書訟獄之閒，無非實學。若離了事物為學，卻是著空。”

王陽明歷來反對脫離現實的政治、經濟、社會事務來講學術，認為真正的心學、實學一定要能夠應用於“簿書訟獄”之類的政治實踐中。

所以他又下了一個定論：“使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

在他看來，道德修養只是要人去除心中的私慾，迴歸社會的公德，並非要人們躲避社會的事務。如果只能在沒有錢財之處可以不貪、不盜，那麼道德修養還有什麼意義？

故王陽明提倡的“致良知”，一定是在“錢穀兵甲”之中。所以他的心學本身並不空虛，“何往而非實學？”

不僅學說如此，王陽明本人文治武功赫赫於世，恐怕也是一些“唯物主義”思想家所不及的。所以說，王陽明也是一位“道德實學”的倡導者、實踐者。甚至可以說，與陸九淵相比，他的“事功”方面的成就更為突出。

綜上所述，心學本來也是實學一派，這一點是沒有疑問的。

然而正如理學本是實學，卻逐漸走向虛妄一樣，陸王心學從實學走向虛妄也照例發生了，甚至這個變化的過程比理學更短——在王陽明的弟子輩就開始跑偏了。

比如王學一脈最為著名的泰州學派(注：我依稀記得很早前有讀者讓我說一下泰州學派？)就是跑偏的典型。而且最厲害的是，這個泰州學派的“一哥”王艮，在王陽明本人還在世的時候就已經跑偏了，而且還根本拉不回來，差點把王陽明氣死。

此公三十八歲時遠赴江西往遊王陽明之門，下拜執弟子禮。王陽明一開始覺得他個性高傲，因此把他的名字改成帶有靜止之意的“艮”字。

但是沒什麼用，王艮不僅經常與其師王陽明爭論，“時時不滿師說”，堅持自己的觀點，於是自創“淮南格物說”。

他主張：“即事是學，即事是道。人有困於貧而凍餒其身者，則亦失其本非學也。”強調身為天下國家的根本，以“安身立本”作為倫理道德的出發點——後來演變成了極度自私的“心學末流”。

此人有一次坐“招搖車”招搖過市，遭王陽明指責。嘉靖二年，又北上入京，沿途講學，受到各方重視而轟動一時。但王陽明聞訊大為震怒，欲設法召他回來“痛加制裁”，可惜已是鞭長莫及，他的學術思想已流傳四方——高務實認為那根本就是流毒四方。

嘉靖五年，王艮應泰州知府王瑤湖之聘，主講於安定書院，宣傳“百姓日用即道”的觀點，求學者紛至沓來，這為泰州學派的創立準備了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