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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推行萬曆新政的諸多內容，都是祖制的恢復和整頓，不應列入改革範疇。
唯二有新意的，是考成法和條鞭法。考成法擴張和強化了閣權，提高了行政管理的效率，但卻消除了科官對政府的監察職能，破壞了祖制小大相維的制衡原則。
然而，高拱也推出過“考課法”，甚至在這一世，由於高務實“政績量化”的思路影響，高拱的考課法走得更遠，用意更深。[無風注：本書第一卷有述。]
“一條鞭法”則不是張居正的發明。在張居正還是五歲孩童的時候，就由桂萼創始並由傅漢臣等人推行了。在隆慶、萬曆時，一些地方官員如龐尚鵬、王宗沐、劉光濟、海瑞等多人在所轄地區以至全省範圍內的推行，一條鞭法漸次盛行。
由此可見，張居正只有推廣之勞，並無創始之功，所以不能稱為改革家。
其實後世也有學者認為“高拱的人品操守、膽識才幹、改革意識，都是張居正所不及的。”在他執政的兩年半里，創行了吏治、司法、軍制、邊防、水利、漕運、海運等全方位的改革。
他不僅有《除八弊疏》的施政綱領，而且還打破了禁海政策，造船隻，開海運，“實行對外貿易”。高拱還“特別重視發展工商業”：“親自到市場調查研究”，“瞭解實情”。他還大力支援和推行丈田均糧和一條鞭法的賦役制度改革。
而張居正執政的十年，“並沒有完全繼承高拱的改革方向”。特別是他“對高拱的開海運、開放對外貿易主張暗自抵制”，重新恢復海禁，推行閉關鎖國的基本國策。
因此這部分學者的評價是：“高拱是政治家、思想家和改革家，張居正是官僚、政客，實用的保守主義者”，“高拱是真正的改革派、而張居正基本上屬於整頓派”。
至於改革的效果，以經濟改革為例，歷史上高拱罷官前的隆慶五年(1571年，只算到隆慶五年是因為隆慶六年他就罷官了。)，太倉銀庫歲入310萬兩，歲出320萬兩，歲虧只有10萬兩，比隆慶元年至四年(1567-1570)平均歲虧的206.6萬兩，減少了196.6萬兩(無風注：參見樊樹志《萬曆傳》）。這就為張居正執政時期國庫盈餘奠定良好基礎。
張居正執政後繼承了高拱的與俺答維和的局面，有其功勞和貢獻。“但是，他享受的和平‘紅利’，超過了他的貢獻”。張居正接手的不是一個“爛攤子”，而是“坐享了高拱遺下的和平‘紅利’”。
而這一世沒有張居正的接手，高拱又做到了哪些，以至於使萬曆對他的去世如此傷心，並給他追諡“文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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