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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他卻等來了一紙調令,回京任戶部右侍郎,配合戶部尚書王國光清丈全國田畝。
清丈田畝完成之後,梁夢龍又改掉兵部,前往遼東賞賜將士,萬曆五年回來之後,由兵部左侍郎升任右都御史、總督薊遼,李成梁的“劈山大捷”就是在他的全力支援下打出來的。
武將方面,張居正倒臺之後,戚繼光一度非常著急,派他的侄兒戚金回京聯絡高務實。高務實只是告訴戚金,“令叔國之干城,元輔深知矣。薊鎮事大,豈能輕易。”
結果戚繼光絲毫沒有受到影響,反而因為在萬曆元年和萬曆二年兩次大勝朵顏董狐狸而被朝廷重賞,戚繼光先加太子太保,又升少保,終於成了高務實最熟悉的“戚少保”。
至於其他功績,一時難以書盡,可待將來再提。
總之,高拱在這六年之中,為大明“嘉隆萬大改革”的繼續推進注入了足夠的活力,取得的成就難以估量,從這個方面來看,“文正”對他而言,是應有的回報。
但如果僅僅是這樣,鑑於“文正”的特殊意義和極端稀缺性,朱翊鈞仍然有可能不給,說不定給個“文忠”也能打發得了。
但高拱還有一個讓朱翊鈞打心眼裡滿意的方面,那就是高拱的教育經驗十分豐富,他沒有像歷史上張居正教導萬曆一樣,事事要求極嚴,一點差錯都不允許皇帝出現,反而經常在萬曆出現失誤的時候勸慰他,在皇帝偶爾被某些“沽名賣直”的言官批評時幫皇帝說話。
一如當年他對待隆慶一般無二。
高拱的教育思想和張居正區別很大。如果一定要對比的話,可以說高拱是堅持嚴於律己,寬以待人;而張居正則是寬於律己,嚴以待人。
張居正被罷免的時候,皇帝之所以下口諭查抄他在京師的那座大學士府,當時就是想送給高拱的,結果後來高拱拒絕了。他甚至親自面聖向皇帝解釋:“臣侄務實家財豐裕,來歷清白,臣若是想換宅子,何時不可換?所以不換者,為不忘廉潔自律之初心也。”
他在萬曆朝當了六年首輔,宅田未增一畝,奴僕未加一人,連高務實送給他的一些賞玩用的雅物他都不收,只收了些茶葉、香皂之類的尋常用度之物。[無風注:歷史上高拱守廉是海瑞都表揚過的。]
而張居正在歷史上的表現,可就糟糕多了。後世有學者總結他是“一邊高喊反腐倡廉,一邊卻大肆收受賄賂;一邊高喊節儉,一邊卻奢靡無度;一邊高喊節操,一邊卻忘情於美女裙釵間”。
兩種風格,決定了萬曆小皇帝對他們的不同觀感。
高拱延續了他對隆慶的教導方式:既是老師,該教的要教;又像父親,該護的得護。
所以,“文正”由此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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