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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鬍子想做什麼?張居正心裡當然也在懷疑這個問題,但他並不想對馮保表露出來。

張居正對高拱的態度,說實話連他自己都很難三言兩語就界定得了。

他們兩人曾經都算是“搞教育”出身,從翰林院到國子監,從國子監到裕王講師,兩人一直都是同僚,而同時高拱又一直是張居正的前輩和領導,直到先後入閣輔政。他們兩人在學術上的觀點十分接近,或者說高拱對張居正學術觀點的確立有很大的影響。

高、張二人雖然都以儒臣自命,但實際推崇的其實反倒是法家學說。當然這也不算奇怪,畢竟中國曆代經常都是“儒皮法骨”,披著儒家的皮囊,幹法家愛乾的事。從高拱在《本語》中提出的帝王教育、翰林教育,到張居正所作《辛未會試程策》、《答楚學道金省吾論學政》等文就能看出兩人思想的極其相似。

高拱崇尚實際和“貴今主義”,和那班腐儒動輒高談唐虞三代者迥然有別,而張居正講所推崇的“法后王”也是同一個道理。可見他們兩人有著共同的政治理念和價值取向。

再有就是,兩人都反對講學。歷史上,嘉、隆、萬三朝是陽明心學極盛時代。徐階當初就曾和著名王學家聶豹、歐陽德等在北京靈濟宮講學,聽講者有時多達五千人,講風之盛可見一斑。

高拱和張居正生長和工作在這樣氣氛中,自然也不能不受其影響,而由於張居正是徐階的弟子,所以和一幫王學家也有不少來往(無風注:這個有張居正許多書信作證)。但是他卻經常指斥那班講學家只是虛談,是“以虛見為默證”,是“蝦蟆禪”。他經常勸這些人“足踏實地”,“崇尚本質”,反對“舍其本事,別開一門以為學”。

正是因為這種思想,所以歷史上張居正後來毀書院,殺何心隱,和那班講學家完全站在對立的地位。

而高拱因為自身就是實學大家,倒是和那幫講學家卻沒有多少來往,但很奇怪的是,從他的著述和書信之中,也沒有發現他多麼激烈反對這些人。他的實學屬於自己搞自己的一套,立於程、朱、陸、王之外,既沒有跟著當時流行的王學跑,卻也並非回到程、朱,而是堅持以當前的現實出發,現實需要什麼樣的學問才能治理好國家,他就搞什麼。

正是因為觀點幾乎完全一致,所以眼下內閣之中,李春芳和趙貞吉兩個更像是徐階的親傳弟子,而高拱和張居正則是另一派,他們一方面禁止各地督學憲臣聚徒講學,另一方面還透過考察貶謫京官,遏制京師講會,以經世實學來端正學風,改變談玄論虛、不務實際的官場風氣。所以,儘管他們二人可能或多或少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陽明心學的影響,但反講學卻是他們共同堅守的學術立場。

這個立場,使得張居正站到了老師徐階的對立面,同時也是趙貞吉入閣之後,張居正未能如願以償接受徐階留下的龐大政治資源的一個重要因素。反過來,這也是此前高拱致仕之後張居正想方設法為高拱起復造勢的原因——張居正畢竟也是想做實事的,他知道高拱若不能回來,自己一個資歷最淺的末學後進,實在對付不了李春芳和趙貞吉這個實際意義上的同盟。這是張居正猶豫他和高拱關係的第一點:沒有高拱吸引火力,自己會不會成為炮灰?

所以高拱回來了,而且仍然是那個說幹就幹的高拱,絕不同於當年的徐階,得過且過,以保住自己名聲地位為第一要務。

張居正自己身處內閣,雖然主要分管兵部,但他仍然非常清楚高拱自從兼任吏部尚書之後採取的改革措施:破除“拘攣之說”,進士舉人並用;凡濫舉官員,則舉主連坐;建立人事檔案制度,組建候補官員梯隊;州、縣正官年輕化,“五十以上者不得為州縣之長”;蔭敘官員,視政績而酌用;調整用人政策,完善地區迴避制度;裁減冗員,精簡機構,整治士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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