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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點恐怕是現代人最無法理解的服務專案。官員們住驛站不但不花錢,還能反過來從驛站裡拿錢。在此時,有不少官差到驛站住宿,走時都要以各種名義索要銀子。畢竟,驛站並不能覆蓋所有區域,而辦差人的吃喝拉撒睡卻是一刻也不能停歇的。如果不給,那麼驛卒甚至驛丞捱打,都是很常見的事情。
如果僅僅是不斷被人勒索,驛站系統可能不會成為數次裁撤的目標。但更要命的是,這些星羅密佈的驛站,不僅不是用市場化方式運營的,也不是靠國家撥款養活的。每個驛站主要靠地方官府直接向民間攤派,用當地人的額外貢賦來養活!
也就是說,驛站的日常運營維持,都在基層官吏和基層百姓之間進行。既沒有上下級官府的監督,沒有約定俗成的市場規範。所以實際要向百姓們收多收少,就是驛站官吏說了算。
就從每個驛站都要配備的馬匹來說。驛站的馬匹吃的不是草,而是糧食。早在朱元璋時期,驛站的每匹馬每年就需要當地供應80石糧食。然而,到了明朝中後期,陝西華州的一匹馬每年居然需要422石糧食!而陝西當時的一頃耕地,只能出產7石糧食。所以,每養一匹驛馬就需要十多戶農民全年的血汗所得。
鑑於明朝那實在不怎麼樣的育種技術,不可能將馬匹培育成非洲象那樣的體型,所以食量更不可能在這一百多年不到兩百年的時間內翻5倍還多。這些多收的糧食,其實是被來往於驛站的“體制內人員”和驛站工作人員吃掉了。
明朝中期以後,吏治崩壞的速度大大加快。凡是和體制有些關係的人,都可以開介紹信到驛站住宿和使用車馬。好處不僅是免費,甚至可以反過來向驛站索要路費。於是為了養活費用越來越大的驛站,系統內官員就只有向民間攤派越來越多的費用。至於攤派多攤派少,完全看官員的個人良心。其中,就有驛丞在孝敬上官,逢迎差事以外還能積攢起千兩家財的。
明眼人都看的出來,如果不裁撤驛站,最後被驛站逼得活不下去的農民遲早會造反。
在當時,其實也有很多朝廷官員看到了這個問題。嘉靖皇帝在位時,朝廷就計劃把全國驛站規模裁減掉30%-50%,所節省的錢糧一半充做軍費。
想法其實還不錯,但在執行上,還是出了問題。地方官府確實減少了驛站的經費,但驛站的負擔卻並未減少。來往官吏們,照樣在驛站裡大吃大喝,還要用車用馬。於是全國驛站的工作人員開始鬧罷工或者乾脆棄職逃跑。由於驛站本身也承擔著訊息傳遞職能,後果就比較嚴重。
例如,當倭寇襲破福建興化城後,十萬火急的訊息卻耽擱了一個多月才送到京師。不得已之下,這次裁撤改革在5年後宣佈失敗,一切回到了原來的軌道上。
到了萬曆年間,張居正已經大權獨攬,也開始拿驛政下手。但他並未從節省開支的角度來強行規定裁減比例,而是從限制官員特權著手。他主持頌布嚴格的條令,法辦了違規官員幾十人,並有多名官員被降職和革職。其中還包括了孔夫子後裔和皇親國戚。
此外,張居正並沒有規定裁減經費的硬性指標,而是抓住了“官員特權”這一要害下手。還把改革驛政,直接納入到各地省級一把手的考核內容。這個思路就正確了不少,成功的把全國驛政花費縮減了30%以上,據說是節省了近百萬兩白銀,為民眾減少了巨大的經濟負擔。
不過正如之前所說的,張居正這個辦法,國家和民眾或許有了好處,但強行用行政手段壓制天下官員,人亡政息根本沒得跑。
高務實之所以深入驛站了解情況,也是想從中仔細尋找突破口——他一貫同意“政治就是妥協的藝術”,所以強壓雖然不是說永遠不行,但一味強壓肯定不行,你關了一道門,起碼還得給人留一扇窗,這個道理就和兵法中圍城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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