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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說,郭樸對張居正的瞭解頗為深刻,不過可能也正是如此,他對張居正的感官似乎並不太好——高務實注意到,他剛才幾次稱呼張居正,都是“張白圭”。
白圭是張居正的小名,或者說原名——居正反而是後來改的。郭樸直接以小名稱呼張居正,顯然是對張居正的為人處世頗有些不以為然。
張居正在後世一貫以大改革家的光輝形象示人,甚至有人說他是大明唯一的大政治家。高務實對此的態度一貫是翻白眼——張居正的確是政治家,也是改革家,但後世對他的過度拔高,已經到了完全不顧事實真相的地步,這就完全不能讓高務實信服了。
甚至對於隆萬大改革,張居正作為延續隆慶、高拱改革政策的政治家,不僅沒有真正的進一步深化改革,反而在一些施政中明顯出現“用力過度”的失誤,高務實甚至覺得後世對他功績的最大吹捧點“給明朝續命數十年”都有些難副其名。
前文中就有說過,從國家大政的角度和層面來說,強行在全國鋪開一條鞭法就是典型的用力過度——富庶得接近資本主義初期水平的南直隸蘇杭一帶,與貧瘠且連年遭災的陝西有什麼可比性,居然能一刀切的搞一條鞭法?
這是續命,還是飲鴆止渴?難說。
至於考成法,也同樣如此——在下層行政單位尚有許多問題堆積而未曾解決的時候,提高行政效率本身就是一件很難的事,這種時候張居正強行以中樞的名義勒令提高行政效率,只能導致整個行政體系的不安,造成文官集團內部的割裂,一部分人為了逢迎張居正,只能加大對老百姓的壓迫,以滿足“考成”,另一部分因為不肯過分欺壓民眾,無法完成“考成”,於是被張居正清算、打壓,繼而成為朱翊鈞後來反攻倒算張居正的主力。
這是續命,還是飲鴆止渴?難說。
但是,歷史已經證明,張居正真正執掌大權之後的風格:獨斷專行,剛愎自用,用人行政順我者昌,逆我者亡。
這樣一來,一些阿諛奸詐的小人往往得到重用,持不同意見者則受到排擠打擊。凡是得罪過張居正的朝廷大臣,無一不被降級、罷職,甚至受刑、入獄,招來殺身之禍。
這種以一己之好惡、個人之是非為準繩的用人方法,既對改革的進行造成了困難,也給改革的失敗埋下了危機。
事實上,善於討好張居正的人,並非都真心擁護改革,如得到張居正提拔重用的張四維,在繼任內閣首輔之後,即隨萬曆亦步亦趨,對改革進行清算——而事實上,張四維本來就是高拱一派,若非高拱倒臺,他勢必也要進內閣輔政。
但張四維也是久經官場打磨之人,所以在高拱倒臺之時,他隱忍了下來,蟄伏於九幽之下,在張居正面前表現得“如循吏”一般,這才獲得張居正的認可,認為張四維已經服軟了,於是得到重用。
此外,重權在握的張居正,儘管在晚明的官場中其實不算大貪鉅貪——至少比他的老師徐階強多了——但也並非完全清白。他運用自己的地位和影響力為家人謀求功名,長子為狀元,次子在會試中本來名列二甲,神宗任意將其移入一甲二名,張居正也坦然接受。
上樑不正下樑歪,萬曆以後科場舞弊嚴重,顯官要員的兒子很多成為進士,導致人心不服,議論紛紛,乃至風氣敗壞,張居正是有很大責任的。
另外他的家人在湖北老家也是橫行一方,收受賄賂。張居正其實十分清楚這種情況,還寫信要求當地官員對此嚴加管束,然而本身卻未能採取什麼有效的措施,甚至明確表示自己作為兒子管不了肆意妄為的父親,因此也難免招致他人指責。
在高務實看來,領導一場大規模的改革運動,本來就是滿途荊棘,困難重重。張居正本人又獨斷專行,排斥異己,用人不當,樹敵過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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