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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嘉靖朝,這種狀況愈演愈烈,“庚午之變”的發生乃至於隆慶元年“汾石之禍”的發生,使朝廷不得不對北部邊防做出一些調整和整頓。
自嘉靖後期至隆慶時期,楊一清、王瓊、翁萬達、戚繼光、王崇古、馬芳、李成梁、方逢時等一批軍事將才被起用或升遷,他們為加強邊防做出了有益的貢獻。譚綸被調為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事物,在他的提議下明廷用了兩年半時間,於隆慶四年春築成空心敵臺。
隆慶元年十一月辛酉,徐階等“廷議防虜”,經過討論,形成“御虜十三事”,包括責實效、定責任、明戰守等,雖然當時這些話都是套話,但經過高拱與張居正的直接關照,邊政還是出現了一些新的氣象。
隆慶二年八月,張居正上《六事疏》,其一就是“飭武備”,而且也付諸實施。隆慶三年九月,穆宗“大閱將士於京營教場”。參加大閱的精銳士兵有十二萬,這對改變長期以來士兵遇戰“皆流涕不敢前,諸將領亦相顧變色”的恐懼心理的改善意義重大。
這次大閱,是張居正所推動的,高拱當時不在朝廷,但對此很是滿意。大閱標誌著朝廷軍事積弱局面開始扭轉,在處理北部韃靼問題上逐漸取得了主動權。另如徵銀招募來補足軍隊數量等改革的進行,張居正也一直盡力在辦。
其實也正是因為張居正不比徐階、李春芳這些甘草宰相,他能做事,所以高拱明知道兩人已經開始有些齟齬,卻仍然一直維持盟友狀態。
高拱自己在這些方面當然也有自己的考慮,他在隆慶三年底復出,隆慶四年初便上《議處本病及邊方督撫兵備之臣以裨安攘大計疏》,並接連上《推補兵部右侍郎並分佈事宜疏》、《虜情緊急議處當事大臣疏》、《議處本兵司屬以仰裨邊務疏》、《議處邊方有司以固疆圉疏》、《議處各省兵備疏》等書,並得到隆慶帝一一批覆。
高拱迅速展開了軍事體制的改革和軍備整頓,包括兵部人員設定調整、軍備人才儲備制度、體恤邊官的休假和內遷制度、軍備官員特遷制度、久任之法等一系列制度的建立或申嚴,裁汰庸弱將領、選賢任能,等等。這些舉措使明朝軍備狀況大大改善。
到了這個時候,大明“內功”略見成效,就必須找個機會來展示一下,以震懾俺答。
但問題是:直接從宣大出兵與俺答對剛,還是從薊遼著手,打擊土蠻來震懾俺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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