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5章 各家子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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蹇義開始就形成的慣例。

尚寶司，卿一人，少卿一人，司丞三人。掌寶璽、符牌、印章，而辨其所用。

洪武年間的尚寶司多以勳貴子弟任職，如耿炳文子耿瑄、徐達子徐膺緒；永樂年間則多以潛邸舊臣出任，如朱琇、袁忠徹。其後勳臣多襲、蔭武職，尚寶司丞就成為文官重臣蔭子的最高職位。

不過恩蔭出身的尚寶司丞起點雖高，仕途發展卻難以和科舉出身的同事相比，一般殊難外轉，只能按照尚寶司少卿(從五品)、尚寶司卿(正五品)、太常寺少卿(正四品)的固定路徑，九年考滿而逐級提升。蹇義子蹇英、夏原吉子夏瑄、李賢子李璋、徐階子徐璠，皆屬此類，最終職位最高者也只是三品太常卿。當然好處也有，清閒穩定，最多在各種典禮上露個面。

相比尚寶司丞，行使秘書職責的中書舍人更是實打實的天子近臣，也因此一直令文武大臣子弟趨之若鶩。而相比早早形成慣例的頂級配置，中書舍人的授予標準是經歷長期變化才最終確立的，這一過程也很好的體現出了明中期以後內閣地位上升的趨勢。

作為文字秘書，才學固然要有，字寫得好也是很重要的：“國初令能書之士專隸中書科授以中書舍人；永樂二年始詔吏部簡士之能書者儲翰林給廩祿，使進其能用諸內閣辦文書。”

儲翰林即為“習字秀才”，通常需要經過“試職”也就是實習才能得授中書舍人，即為“習字出身”。這就有空子可鑽了，直接張口要官不合適，求一個實習機會，以效犬馬之勞，不過分吧？於是就有了“以柰鐄為中書舍人鐄掌光祿寺事戶部左侍郎亨之子亨為鐄營求寫誥三年援例出身故有是命”這樣的事。

有了抄三年聖旨的苦勞，再要求“援例出身”，就順理成章了。這樣做的後果就是“中書舍人舊制二十員今已三十六員矣”，冗員氾濫，泥沙俱下。

這樣一來，有些自問家中子弟有些才學的大臣，即便皇帝要他恩蔭子孫，他都不肯。譬如說“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萬安等以星變各辭其子及孫中書舍人之職。得旨：卿等事朕春宮輔導有年，特各錄用一子以酬其勞，俱不允辭。”相比那些汲汲營營以求蔭職之輩，逼格一下就上來了。

這種區別對待，一方面體現出皇帝對閣臣的信任，這本身就是閣臣地位上升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可以看到，授予標準逐漸操之於上。再加上作為託底的蔭子入監製度逐漸完善，因而蔭子為中書舍人的門檻實際上反而是提高了。景泰、天順年間不乏四品、五品官員乞恩得蔭子中書舍人之例，而到了正德年間，三品侍郎已經不夠看了，翰林院學士薛瑄之孫薛葵，還是靠薛瑄一代儒宗的身份才得到優待。至此“次揆與六卿至一品者，得拜中書舍人”的慣例也基本形成。

以上要麼是特恩，要麼是“高配”，正常情況是什麼呢？是恩蔭一子為國子監生。國子監生並非官職，但是對朝廷而言實則更需慎重，畢竟前述兩類屬於鳳毛麟角，而監生制度是足以影響整個人才選拔機制的。因此雖然明初就有“乞準送國子監”之例，正統以後也多有官員子孫“希求入監”，但是皇帝屢以“國子監是育才之地，不可濫進”為由進行各種限制。到了大明中後期，首輔的子弟也經常就是恩蔭個國子監生了事。

雖然照理說，以內閣輔臣之尊，不需要跟三品官員去爭監生的名額，但是要考慮到三個因素：一是一般大臣升至三品時，其子多已成年，總不會有人預知自己能入閣而讓兒子一直宅著；二是正德朝以前，都是卒後蔭子，等你掛了朝廷才會想起這回事；三是大學士也很可能不止一個兒子。所以即便是首輔的兒子，也很有可能是監生出身。而且以監生入仕，理論上來說前途要廣闊的多，畢竟理論上來說也是“正途”之一，雖然中期以後不能和科舉相比，但是有身為內閣首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