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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部左侍郎。
然後是張位。張位是隆慶二年的進士,這一年的主考官是李春芳,是誰把他弄進名單裡的,想來不必多問。
不過這裡要順便說個可能不為很多人所知的情況:明朝建立後,程朱理學的確被確立為官方意識形態。但是,洪武、建文年間,雖然科舉考試首場的七篇經義文章嚴格限定在四書五經範圍內,卻並未規定必須以程朱理學為宗,程朱傳注僅是參考之一。
此外,當時八股文尚未定型,在文章形式上也並非十分的嚴格。故此,士子答題時仍有一些發揮餘地。永樂年間,明廷開始組織編纂《四書大全》、《五經大全》和《性理大全》,並頒示全國,規定答題時以程朱理學的註釋為準則,且須“代古人語氣為之”。這才真正開始鉗制讀書人的思想。
而到了正德、嘉靖年間,隨著陽明心學的興起,程朱理學的獨尊地位就開始受到挑戰。王陽明汲取了老莊和佛教的心性論思想,提出了“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說。他廣收門徒,力倡講學,不僅培養了一大批信徒,而且使陽明心學迅速傳播開來。陽明心學不僅在普通士人中廣為流傳,而且在南北兩京的官僚隊伍中也有很多信徒。徐階、李春芳等高官都崇信陽明心學,在京師力倡講學,不僅進一步擴大了陽明心學的影響,而且使之逐漸被官學和科舉接納,躋身於主流意識形態。
尤其是嘉靖中後期到隆慶年間這段時間,其實陽明心學在科舉考試中的影響已超過程朱理學。譬如剛才提到的隆慶二年的會試,因為李春芳擔任主考官,其所作程文就以王學解經,並將《莊子》之言入文。實際上從嘉隆中期開始,唐宋派對科舉考試有重要影響。其成員不僅大都推崇和信奉陽明心學,而且將心學思想融入八股文和策論中。
高拱和張居正雖然不提倡講學,但其實也受到過心學的薰陶,因此高拱此前才對高務實提到他不反對王陽明當時的“真心學”,他反對的是眼下日漸務虛的“假心學”。張居正就更直接了,他認為現在的心學純粹就是光瞎想而不做事,一點都沒顧忌實際情況,知行合一完全成了空談。
扯遠了,言歸正傳,張位既然是李春芳選出來的進士,多半跟高拱和張居正的思路都不太相同,但李春芳畢竟是首輔,太子經筵這種大事,怎麼也得塞個人進來。
最後是陳於陛。這個人選很有意思,因為他是陳以勤的親兒子!但他資歷算比較淺了,是隆慶二年戊辰科的進士,比高拱門下這幾位嘉靖四十四年進士要晚了一科,但跟張位倒是同科。
按理說,既然李春芳、高拱甚至張居正都往太子經筵講官裡頭塞了人,陳以勤塞人也不奇怪。但高務實覺得事情恐怕沒那麼簡單,畢竟在他的印象中,陳以勤的問題只是有些保守,但其為人還是比較正派的,也談不上攬權,他應該不至於這麼幹。
再有就是,就算陳以勤真要塞人,也犯不著塞自己的親兒子這麼明顯吧?他陳閣老難道就沒有門生親信了?
所以高務實認為,這裡頭估計也有問題。只是眼下手頭什麼情報都沒有,瞎猜沒有意義,還得回去找三伯問一下再說。
但不管怎麼說,這次太子經筵事,從日講官這邊看,不僅講官本身已經是豪華配置,只怕他們身後的配置更加豪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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