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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便利,反而是中小船型操駕靈活,易於驅避,適宜多島礁環境,於是成為明代海船的主流。
最後,中西帆船之間結構差別巨大。歐洲船舶主要以跨海遠航為主,航行週期長,補給不便,往往需要體型巨大的船隻才能保證長時間航行的給養和單次航行的利潤。加之航行海域安全係數高,其船以水平隔艙為主,裝貨量大。
東海和南海海上行船顛簸不穩,船載貨品又以魚類、陶瓷、大米、食鹽等大宗散裝固貨為主,對船舶穩性要求很高——別的不說,陶瓷這玩意可嬌貴得很。於是中國海船就採用了能夠固定分割貨物、方便貨物轉運、提高船舶穩性、類似集裝箱功能的密實的橫隔艙結構。
這樣一來,歐洲海船的複雜帆裝、體大難馭等特徵,在東南亞海戰和短途貿易中就不但沒有技術優勢,反而成為致命缺陷。
在歷次對抗當中,東南亞各蘇丹政權往往利用蘭卡槳船形成對葡萄牙大船的優勢;明朝水師往往能夠因以制敵,利用諸番舶“大而難動”的缺陷,用火攻、登船等靈活機動的戰術,取得對歐洲船舶的勝利。
海船建造是傳統社會最複雜的工業門類之一,牽涉面廣,生產鏈條長,技術難度大,各個環節彼此依賴,互相制約,這是毫無疑問的。
歐洲船舶技術與明朝船舶技術分屬兩個獨立的技術體系,彼此都有一套滿足航海需求並且十分成熟的技術體系,各自對環境依存度高,技術傳統差異大,很難形成彼此借鑑,相互學習的局面,反而彼此漠視,相互排斥。
如此一來,明代戰船船舶技術的變革,其實是船舶技術傳統發展,應因艦炮需要的結果,只是對原有技術傳統的改進、強化或弱化,並未出現大規模改行西法的情況。
而這也同樣是京華造船廠只能儘量借鑑一些符合未來海戰發展趨勢的思路,而不能完全拋棄中式戰船建造模式的原因。
為什麼京華要固定生產一種制式的武裝運輸艦?因為在東亞、東南亞海域內,武裝運輸艦的大小正好能兼顧適航性、運輸量與相對較高的作戰能力,再大則運輸與適航下降,再小則戰鬥能力又不足。
京華造船體系內,武裝運輸艦以上就是巡洋艦與戰列艦,這是專業的戰鬥艦,因此運輸能力可以大為弱化,主要考慮作戰。並且他們主要是作為戰鬥核心艦存在,在實際作戰時,其外圍永遠會有數量更龐大的武裝運輸艦伴航,故其不必擔心在這些海域出現“大船難動”的問題。
簡單的說,高務實的海戰思路和陸戰思路其實大體相當,就是我既然可以拿體量優勢碾壓你,那就打堂堂之陣:大船勝小船,多船勝少船;大炮勝小炮,多炮勝少炮。
總之,高務實其實是以一種“總體戰”思維來制定各種戰爭計劃,畢竟大明的體量擺在這兒,只要解決好內部財政、軍隊組織等問題,在軍事科技上不出現明顯落後,那麼就可以依靠“超大型國家”這一西方各國不可能具備的優勢完成碾壓——事實上沙俄成為歐洲壓路機也是靠這一點。
當然,高務實不希望大明的科技水平像沙俄那樣落後。
在海上競爭方面,高務實眼裡只有將來的“西方列強”,而對於此時的日本而言,他的確沒怎麼放在眼裡。
不過即便如此,高務實也沒忘記獅子搏兔亦用全力,不僅在此前就開始“斷供”硝石打擊日本的火藥生產、派出間諜到日本水軍中帶偏日本戰船建造思路,而且不動則已,一旦決定海戰便打算一戰全殲日本水軍主力——日本“新艦隊”派往朝鮮之後他才親自出馬,也正是有此考慮。
至於日本在朝陸海將領最終會商議出一個避免炮戰、堅持跳幫的打法,說實話連高務實都沒料到,只能說國力這玩意兒差距大到一定程度之後,任你再如何智計百出、悍勇無雙,最終也是無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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