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3章 正國本（九）明人不說暗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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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經改變，願去楚州和盱眙的，每二十三貫或二十六貫引各貼納十貫五百文，這種改變貨物出售地點的貼納即謂之“翻引錢”。

這類翻引錢主要在茶葉經營中存在，榷鹽中的“鈔面轉廊”與這種翻稅頗多類似，也是一種特殊形式的商稅。

除了這幾類官方認可，並屢次修訂、剝削日益沉重的稅目外，宋朝官員還違背商稅則例，隨意創制新的苛雜稅目。

舉幾個例子，例如其一，力勝錢，此係對船隻按大小徵收的稅錢。本來船中有貨物，徵力勝錢還有藉口，而船中空無一物，也要強行徵稅。甚至有的地方，船隻只要靠岸，就要收錢，謂之“到岸錢”。

其二，市例錢，此為王安石變法期間創制，即在抽取官稅之後，另外向商客徵收錢稅，如苧麻、山豆根這樣廉價的物品。正稅錢往往與市例錢相差無幾，等於多徵一倍的稅，後雖經過放免，但三百文以上的商品一定要徵收市例錢，併成為一項定製。

其三，打撲錢，即商賈在一路之內，每經場務就得繳納一次過稅，從這一路到那一路，也同樣是一徵再徵。經過各路打撲，政府的商稅固然增加，可是貨物運到目的地之後，只有抬高售價才能彌補商家的運費，最終吃虧的還是普通消費者。

以上只是簡單舉例，其他還有不少，這裡不多說。總之，從這些雜稅可以看出，宋朝雖然有統一的商稅則例，可是在則例外，另創名目徵商的現象很多。

這其實就已經說明，在沒有形成統一的國家市場之前，各地市場的封建性、地方性特徵始終存在，即使像兩宋這樣商品經濟發達、制定全國稅例的時期，也無法避免徵商的隨意性。

相對而言，大明的問題在於之前的商稅彷彿過家家。就以趙志皋與沉一貫的家鄉浙江為例，在高務實稅改之前，浙江全省一年上繳的茶稅只有二十七兩白銀——你要不乾脆別交算了，這麼富裕的一個省份，一年不到三十兩銀子，湖弄鬼呢？

而即使高務實稅改之後，由於他重在徵收富商的稅收，而對於平民百姓的小額稅收放得比較寬，所以整體徵收比例其實也不高，至少對比宋朝而言，那依舊是完完全全的輕徭薄賦。

趙志皋這麼一問，沉一貫自然無話可說。

但沉一貫顯然不甘被動，因此乾脆不回答這個問題，反而話鋒一轉，直指核心：“濲陽公，明人不說暗話，我就問一句：濲陽公是否以為，令郎前途全在高日新一念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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