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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歷史上高淮亂遼,光是《神宗實錄》裡記載的各路彈劾就有一大串,結果鬧了那麼久才算是終於逼皇帝把這廝召回了——注意,還只是召回,可見要處置他有多難。

然而高務實此時卻說“除一高淮,如屠一狗爾”,這怕不是有些膨脹?還真不是膨脹,高務實要除一個高淮,還真就“如屠一狗”。

這就要說到有明一朝政治體系之下的各方權力變化了,不過這個問題前文已經說明過,這裡不必重複,只說當前的權力格局以及背後的法理基礎。

總的來說,歷史上大明近三百年的歷史,幾乎可以看做是皇權與相權的鬥爭史,帝王在與文臣之間為了國家真正的統治權而不斷拉鋸、尋找平衡。從最初的朱元璋強勢皇權,到張居正“吾非相,乃攝也”的巔峰相權,都真實的反應了這一爭鬥的轉變。

那麼,宦官呢?宦官在這一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是其中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宦官的權力變化,見證了皇權與相權之間實力的變化。

因為朱元璋的原因,明朝在開國初期,受到強勢皇權的影響,國家政治清明、軍力強盛。但到了成祖朱棣時期,受制於帝王本身實力的差距,開始尋求文臣的輔助,而為了避免文臣所代表的相權提升影響皇權,便同時採取了勳貴階級與宦官勢力共同來輔佐皇權。

本來,出於權力制衡的角度來看,這麼做也沒什麼太大問題。但是土木堡之變後,勳貴的集體隕落造成文臣一家獨大,進而形成了大明重文輕武的政治格局,國家對地方的掌控出現問題,財政日漸窘困。

為了對抗相權,一代代的明朝皇帝開始不斷增加宦官權力來制衡文臣,只不過他們當時可能沒想到,到了崇禎皇帝時,這套辦法被聖君崇禎給玩脫了。

這位聖君果斷出手,生生把維護皇權的宦官勢力連根拔起,相當於自己先把自己砍成廢人,再跑去問文官說“現在你們該忠於朕了吧?”——紅色毛熊解體後的休克療法對此直呼內行,真休克了。

不過毛熊雖然休克,人家好歹有數千顆核彈,旁人去悄悄撿便宜還行,直接過去明搶那還是怕的,萬一毛熊一不做二不休直接同歸於盡,那場面就難看了。但是,你大明又沒有核彈,休克過去了自然就有人過來摸屍體嘍。

這樣一看,局面其實是這樣的:早前宦官沒什麼用,朱元璋根本不需要用他們;後來朱棣比朱元璋差點,但只要借力於勳貴,依然不太需要宦官;朱棣之後因為土木之變,勳貴名存實亡,只好把宦官找出來頂上。

所以,皇權與相權之爭雖然是根源,但其表現則是宦官與文官之爭。勳貴一開始挺重要,後來由於自身衰敗,便逐漸退居二線去了。

那麼,勳貴真的就沒有用了嗎?那也不見得。之前就說過,大明朝的勳貴、文官、宦官三者之間有個隱藏關係:勳貴怕文官,文官怕宦官,宦官怕勳貴。

這不是下棋一般的絕對剋制,但在絕大多數時期都有表現,比如魏忠賢號稱九千歲的時候完全稱得上權傾天下,但對於定國公完全不給他臉面卻毫無辦法,這就說明其中必有緣故。

這些頂級勳貴為何連九千歲都敢不放在眼裡?乍一看似乎是因為勳貴世襲罔替,是君權本身的衍申,也必然依附和支援君權,故皇帝與他們本質上是盟友關係。而宦官的權力雖然也是君權的衍申,但他們與皇帝卻不能算盟友,他們只是皇帝的僕人,這是主僕關係。

僕人可以想換就換,反正多的是人願意來做這個僕人,皇帝挑選的餘地非常大;勳貴卻不能想換就換,皇帝再怎麼想換,可人家家裡夠資格的人太少,可挑選的餘地太逼仄了。

這就是身份地位的真正差距所在——可替代性不同。

但這裡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為什麼勳貴因為一場土木之變就不能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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