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4章 蒙元經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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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武經備要》記載：“本朝之制，大將每出討，皆給御劍自隨，有犯令者，聽其專殺。”

不止是宋，遼、金二朝也都有過運用賜劍專殺權的事例，不過多在軍政領域，主要是為了解決武將外出征戰過程中，距離京師朝廷遠，每事奏請，恐失戰機的實際問題，這也是“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由來。

但宋、元之前皇帝對尚方寶劍秉持慎用、軍用的準則，武將的專殺權力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如《宋史·陳執中傳》中就講，趙匡胤賜大將曹彬尚方劍時吩咐：“副將以下，不聽命者可斬”。

後世拍電視劇，最先出名的大概就是青天大老爺包拯，但其實宋代在司法領域並不使用“尚方劍”，或者說專誅特權。

開封府尹包拯斷案理刑用的是龍頭鍘、虎頭鍘、狗頭鍘，分別處置違法亂紀的皇親國戚、貪官汙吏和地痞惡霸。而電視劇中又說開封府尹包公就有一把“上斬昏君、下斬佞臣”的尚方寶劍，這顯然是過度的藝術加工渲染出的結果。

究其根源，大概是由於歷史上確曾有尚方寶劍，加之民眾對清官的無比崇敬和期盼包青天懲惡揚善的心理所致，事實上宋代尚方劍使用並不常見。

元朝時也有尚方寶劍，不過更多是作為皇權的象徵和賞賜品，且有隆重的授劍儀式。例如元世祖忽必烈在位時，道士張留孫以神奇醫道治癒皇后的病，帝后大悅，尊其為天師。張留孫固辭不敢當，乃號上卿，命尚方鑄寶劍以賜，建崇真宮於西京，專掌祠事。可見此時尚方劍還沒有廣泛用於國家政務和軍事征伐。

至元七年(1270年)時，四川、陝西發生反抗蒙古的武裝叛亂，中書省臣異常憂慮，“請專戮其尤者以止盜，朝議將從之。”也就是說中書高官官丞相建議授予出征將帥尚方寶劍“專殺”權力來鎮壓盜寇，朝議準備採納。

不過此時翰林學士、侍御史高鳴提出反對意見。他認為：元制令天下上報死囚犯，必須報批才準行刑，這是慎重用刑、顧惜民生的做法。現在如果聽從中書省的請求，“是開天下擅殺之路，害仁政甚大”。忽必烈採納高鳴不能亂開殺戒鎮壓民眾的建議，沒有授予征伐將帥“專戮”特權。

前朝的尚方劍都是象徵意義大於實際意義，那麼大明呢？諸位閣老一回顧，發現尚方劍真正開始“發威”還真就是從大明始。

大明一開始的時候，大將出徵的權力象徵主要是皇帝賜予王命旗牌，不過王命旗牌只能便宜行事，並無專殺之權。

這其實很正常，畢竟中國曆代都有個基本思想叫做“人命關天”。你要問這種思想的表現在哪？在明朝來說，就是如果要處死罪犯，一般是需要皇帝御筆硃批的——賜尚方劍便是給了官員直接殺人的權力，這當然是很大很大的許可權。

不過這裡有個問題，有明一代賜尚方劍雖然不像過去歷朝那樣稀罕，但真正開始頻繁賜予尚方劍並給予專殺之權，正是從萬曆朝始。再仔細一點，可以說正是從“萬曆三大徵”開始。

如原歷史上記載最為明確的賜尚方劍，就是從孛拜之亂時賜予魏學曾尚方劍。《神宗實錄》的原文是這樣的：“……並賜魏學曾尚方劍斬臨陣不用命者以肅軍法。上切責學曾討賊數月未平，致虜助逆，威令不肅，諸將生玩其間，復有希功忌能觀望之念。以方用兵，姑與更新，賜學曾劍一口，將帥不用命者軍前斬首。”

之前多次說萬曆帝有個特點，就是一旦決定用人，給權方面絕不含糊，而且不會因為早期失利而動搖。除非此人拿著大權而長期辦事不利，那才會引得皇帝震怒，然後該罷的罷，該殺的殺。

高務實以往出征也有獲賜尚方劍的時候，但許可權同樣是被限制在武將之內，所以朝中文官沒有表示什麼不滿，就像歷史上平孛拜的魏學曾一般。

後來賜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