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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一個政權而言,最大的麻煩無非兩類,一類是外敵入侵,一類是內部腐蝕。高務實二十來年的努力換來了大明的經濟、軍事實力相較於原歷史上的水平大幅提高,對於外敵入侵的擔憂明顯下降。

然而,由於大明的內部結構問題有祖制上的嚴格限制,以及高務實本人的年紀限制了他進入名正言順意義上的朝廷頂層,他對政治體制的改革顯然遠遠落後於他對經濟、軍事的改革。

這就意味著,大明朝廷內部腐蝕問題迄今為止幾乎依舊如故,黨爭不過是最明顯的問題,而在黨爭之下,還有一些更加深層次的麻煩,即個人利益的無限膨脹甚至能影響整個黨派。

正如實學派內部形成了以高務實為首的高黨和許國、沈鯉聯盟一樣,心學派內部的問題也隨著舒應龍這次暗中推動的漕軍暴動而逐漸浮出水面。

從本質上來講,心學派本身的內部結構比實學派還要鬆散一些,他們對於很多具體的事務甚至不如實學派那樣看重。

他們重視的是一種學說——即心學的推廣與流傳,寄希望於透過朝廷高層的思想統一來使朝廷按照心學思維來執行。

如果單從這一層面來看,心學派作為一個“道德實學”的學派,其根本目的是達成“君子之政”,即朝廷上下人人都是君子,按照君子應有的禮義道德來推動社會執行。

這種想法或許是很美好的,但在高務實看來,這就好比是要在社會生產力水平極低的封建時代搞成共產主義一樣,理念看起來十分美好,但其實根本不可能做到。

生產關係必須符合生產力水平,這是高務實小學時就聽說過的,中學階段基本上就形成了牢固思維,大學階段則明晰了其中原理,根本不必在這個理論是否正確方面有任何質疑。

所以高務實不搞心學那套,而是老老實實推行實學,勤勤懇懇推動社會生產力。

心學派顯然不認可這些東西,他們依舊按照自身利益與實學派相爭。然而在高務實的各種實政實效面前,心學派在朝中的日子算是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

眼瞅著高務實在伐元之戰勝利結束之後要形成強勢的入閣衝擊,實學、心學兩派的政治平衡極有可能因此打破,心學派全面被實學派壓倒的可能性倍增,有些人開始脫離申時行、王錫爵兩位大佬的控制,開始有了將自身利益凌駕於黨派利益之上的舉動。

就如舒應龍這次的“黃雀行動”一般,他表面上支援王錫爵引起漕軍騷動的計劃,卻故意“用力過猛”,使漕軍騷動變暴動。

王錫爵希望控制規模搞個千餘人規模的騷動,引起朝廷警覺,審視對伐元的過度投入,然後透過正規的黨爭手段,逼迫朝廷壓縮高務實手中的資源,如兵力、財力方面。其最終目的是使得高務實無法對殘元進行徹底掃蕩,把局面拉回到“正規”,繼續此前的政治對峙。至於其他事,那都要走一步看一步,等以後再說。

如果一切按王錫爵所想,大明朝廷當然浪費了大量精力、金錢和時間,卻沒能完成預定戰略,但站在心學派的角度卻至少穩定了朝中的政治平衡,對他們來說是划算的,風險也是可控的。

至於說朝廷大戰略破產,那個雖然很遺憾,但也不必過於在意——高務實這次沒搞成不要緊,將來有機會了我們心學君子們自然會去搞定嘛!

然而,正如實學派現在有高務實為首的“激進派”和許國、沈鯉為首的“保守派”一樣,原本組織體系比較鬆散的心學派,也在高務實帶來的政治壓力下形成了相似的兩派。

八面玲瓏、遇事隱忍的申時行當然是典型的“保守派”,而相對出手更狠辣、更果斷的王錫爵就被下面的官員視為“激進派”。可是,對於下面的一些人而言,王錫爵的“激進”也還不夠,還需要有人為他加一把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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