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0章 北洋遠征（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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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學問，以至於利瑪竇都疲於應付了。而且，當時白鹿洞書院的院長章潢獲悉利瑪竇在南昌後，甚至邀請他到書院講學。後來，江西藩王樂安王、建安王還都曾邀請利瑪竇去他們府中作客，詢問歐洲的一些事宜。

1598年，利瑪竇抵達南京，引起了更大的旋風，因為南京是大明的文化中心之一。利氏致高斯塔神父書中明確記載，“中國人來拜訪我，有些人好像發了狂，爭先恐後，絡繹不絕……有的要學數學，有的對倫理科學感興趣”。

1601年，利瑪竇到了京師，依然大受歡迎，其中有一個叫張養默的年輕官員，甚至直接拜利瑪竇為師，經常以“畢達哥拉斯的一句格言老師這樣說的為座右銘”。

總之，從南到北，明朝人不僅沒有拒絕利瑪竇的西學，反而發狂的追求，只是對其天主教信仰大多不以為然。

明朝人對西學的好奇，還體現在官方與民間熱情的翻譯和印刷西學著作上。1605年的利氏致高斯塔神父書中有載：“前幾年曾給您寄世界地圖，是用中文在北京印刷的……已先後印刷十次以上，很多人希望佔有一張，爭相購置。”

1608年的利氏致羅馬總會長神父書則記載：“今年初，我曾把大張世界地圖呈獻給中國皇帝萬曆，皇帝非常高興，便命工匠照我呈獻的地圖刻版，不久便印了不少張，很多殿中都掛起了世界地圖。”

由此可見，不僅民間、士林歡迎西學，而且萬曆帝本人也對此頗感興趣，並毫不排斥。

當時，除了神學書籍之外，利瑪竇的其他西學，都能吸引明朝文人的興趣，甚至利瑪竇的很多書籍，明朝文人都會主動印刷傳播。比如為利瑪竇贏得巨大聲譽的第一部哲理書交友論，就曾被反覆印刷。

除了利瑪竇的書籍之外，其他傳教士的非傳教內容的西學書籍也很受歡迎，比如義大利傳教士艾儒略翻譯的職方外紀，就引起了明朝文人的極大熱情。

令人遺憾的是，這本書中提到了歐洲的眾多主要國家，竟然連烏克蘭、斯堪的納維亞諸國與希臘等都包括了，但到了鴉片戰爭時期，清朝道光帝和他的臣子們卻連英國在哪都不知道！

在這種瘋狂的學習之中，明末中國和歐洲在數學、天文學和物理學上的發展水平已經沒有顯著的差異。萊布尼茨1697年在中國近事序言中便說了，“中國這一文明古國與歐洲難分高下，雙方處於對等的較量中”。

當然，即便明朝與歐洲有一些差距，關係也不大。原因很簡單，明人並沒有自恃天朝而盲目自大，明朝文人有好奇心，更有追趕的雄心哪怕在原歷史上沒有高務實帶來的改變。舉兩個例子就能顯而易見：

其一，在和葡萄牙、荷蘭等殖民者的交戰中，明人認識到只有加強武器裝備才是“制夷”的不二法門，因此熱心學習、引進西方的火器，並迅速縮小了雙方的差距。與葡萄牙的屯門海戰中，汪鋐第一個提出“師夷制夷”，引進葡萄牙大炮，最終打敗了葡萄牙艦隊。

其二，在與西方傳教士交往過程中，明朝人認識到了自身的不足和落後之處。故1629年時，徐光啟給崇禎皇帝的奏摺中便提出“欲求超勝，必須會通；會通之前，必須翻譯”，足可稱得上是字字珠璣，發人深省。

可見，當時不少文人已經意識到了問題，並提出瞭解決方案，這就是開放的態度，與韃清那種不管不問，偏偏堅信自己“老子天下第一”的詭異自信心形成鮮明對比。

其實還有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海國圖志在中日的不同命運，充分說明了這種差別。

明治維新前後，日本如飢似渴的想要了解學習西方，與晚明中國對待西方的態度一樣。海國圖志在清朝滯銷，根本就賣不出去，但拉到日本之後卻立即脫銷，幾次加版印刷都不夠賣，猶如明末利瑪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