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3章 大明聯合驛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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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而不褻，百寮士庶，歔欷沾纓，機女投杼，農夫輟耕，輪給輒而不轉，馬悲鳴而倚衡。”——顯然這是曹植在荀彧去世之後寫來紀念和讚頌他的，性質上屬於蓋棺定論。

以王錫爵當年三鼎甲級別的學霸當然知道這一點，但他偏偏用這樣一句對荀彧的“蓋棺定論”用在年紀輕輕的高務實身上。

考慮到他說這句話的語境不像是反諷，那隻能說明他看完《革新驛站疏》之後，是真的被高務實的舉動震撼了，所以才有這樣過分的誇讚。

在後世，連諸葛亮都有人質疑，反倒是對於曹操陣營的荀彧，幾乎所有人都不吝贊其一句王佐之才，可見其才能之高，品行之正。大明以降，除了紅朝首任總理之外，怕是很難再找出這樣一塊無暇之璧。

不過，要說王錫爵忽然之間對高務實評價如此之高的原因，還得先說一下他之前提到的驛站之事“牽連甚廣”的根源。

大明驛站的建立、平時的制度、出現的問題等，本書前文已經提到過[注：參見本書卷二，冠京華，第045章，諭德上疏]，此處不再贅述，且說幾點尚未提到的。

早在元朝的時候，驛站叫做“站赤”，有馬、車、牛、驢、船、狗、轎等多種方式，馬匹是最主要的，牛、車、船亦為數不少。

種類一多，管理起來就很麻煩。於是朱元璋把元代繁瑣的驛站分類進行簡化和歸類，將馬站、船站合為水馬驛，牛、騾、驢、駝這些大牲口和運夫單獨析出，設為遞運所，再加上從元朝繼承而來的急遞鋪，此三者便組成了大明驛站的三大部分。

那麼，明代的驛站是歸屬於哪個衙門管理呢？這就要說到一個很殘酷的現實了。大明沒有“高官”的轉運部門，宋、金的轉運司在明朝是不存在的。

結果就是明代解運物資，是以州縣為單位。這屬於明代財政制度的一個方面，此處不做過多解釋，只說一點：這個現實存在，導致了明代驛站三大體系是直接隸屬於中樞的，而具體來說，屬於兵部車駕司。

大明廢中書省而權歸六部，兵部理論上是歸皇帝直接領導的，兵部車駕司掌鹵簿、儀仗、禁衛、驛傳、廄牧之事。也就是管理皇帝儀仗、車駕，同時管理驛站系統。

而地方的驛站，管事的叫驛丞，衙門是掛在州縣衙門，所以驛丞往往也算在州縣的官吏裡，驛站的辦公經費是從州縣財政裡調撥，所謂“支直於府若州縣，而籍其出入”是也。

但是大明的正稅並不包含這一項，所以對於驛站的經費，是要單獨徵收的，這在後世有個專用詞叫“攤派”。比如說，這一年驛站一共花了一千兩銀子，本縣有五千戶人口，那就是每家攤派二錢銀子。

以上是驛站整體的情況，但光說整體不能深入問題的複雜性，還得單獨具體的說一下這三種體系。

水馬驛前面說了，分為水驛、馬驛，水馬設驛往往遵循一個原則就是，兩地之間正好是一天的路程，這在高務實初任廣西巡按御史的時候就提到過。

也就是說，你今天一早從這個驛站出發，走一天，到下午的時候肯定能趕到下一個驛站。這兩地之間的距離，馬驛是六十到八十里，水驛是一百到一百二十里。這個時代騎兵部隊每天行進速度一般是在七十里(不考慮特殊情況，比如精銳騎兵脫離輜重奔襲等)。

在沒有改變主要交通工具的前提下，這個速度一直到後來抗戰的時候仍是如此，而驛站同樣遵循這個原則。

急遞鋪起源於宋，在宋朝叫“急腳遞”。金、元沿襲了這一制度，並在元朝發揚光大，正式成為制度。明朝也繼承了元代急遞鋪的制度，並將其再次發揚光大。

元代急遞鋪之間的距離尚不固定，“每十里或十五里、二十里，則設一鋪”，而明代則在洪武元年正月建國的時候就出臺規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