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7章 吸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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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上的鄭芝龍為什麼富可敵國？現在的京華為什麼富可敵國？

海洋貿易收入僅西班牙的菲律賓中轉站這邊，就能達到大明全國的幾乎四倍啊！這能不富可敵國嗎？而回過頭來看，這筆白銀收入對於穩定大明的銀本位貨幣政策又該多麼重要？

這就好像冥冥中有一隻手，把西班牙人在美洲發現的白銀，與同時代大明的貨幣問題聯絡起來了：大明能生產世界上最好的商品，而驅動大明不斷擴大商品生產的，卻是大明緊缺的貴金屬——白銀。與此同時，西班牙人儘管一無所有，但手裡卻掌握著經墨西哥出口的白銀。

中國從宋代至元明時期，商品經濟有很大發展，市場繁榮居世界之冠，然而在16世紀以前，總是經歷週期性的貨幣短缺。每當商業和市場發展，貨幣供應量就出現不足，主要原因就是國內貴金屬短缺而沒有建立起以貴金屬為基礎的貨幣制度。

白銀貨幣化大大推進有明一代商品生產和交換關係的發展，也約束了當權者濫發貨幣的權利，切斷了大明朝廷通向惡性通貨膨脹之路，國家無法像濫印紙鈔時那樣輕易地把大批社會財富憑白聚於自己的控制之下，這也大大推動了生產和貿易的增長。

不過，這樣的財政體系雖然穩健，但並不具有彈性，是一種很僵硬的制度。

打個比方說：崇禎末年如果朝廷能夠在一定程度上使用彈性貨幣政策，那麼大明朝一定不會是那樣一種死法——在士紳階層個個鉅富、江南民眾堪稱整體殷實的情況下，這個朝廷居然死於貧窮。

紙幣需要準備金，但紙幣在需要調控經濟的情況下，是可以按照具體情況進行超發的，這其中準備金最大的意義其實是給使用紙幣的人建立信心，為該紙幣建立信譽。

當信譽有了絕對的保證，紙幣的多少其實就可以按照當時的具體經濟情況來進行調節。當國內有通貨緊縮危險時，他可以多發紙幣，緩解錢荒；當開始出現通貨膨脹時，他可以在回籠紙幣之後少發少補，平穩物價。

而在朝廷萬一出現有急需用錢的時候，他也可以透過直接增發紙幣而獲得財富，使朝廷渡過危機——這當然會導致通貨膨脹，但有時候一定程度的通貨膨脹總比戰爭失敗之類的局面要好，只要這種通貨膨脹的幅度還在控制之內就行。

所謂財政彈性，大抵便是這個意思。

然而單靠高務實自己手裡的現銀也不足以搞出個“明聯儲”來，甚至就算夠，他也不敢這樣搞——你一個人的資本就掌握了全國的經濟執行，那還得了？

所以他必須拉攏更多的力量，這其中勳貴和皇帝是兩個關鍵力量，因為這兩派力量從法理上來說是最具備穩定性的——他們是世襲的。

文官們的投入就沒這麼穩定了，因為文官是科舉考出來的，一個家族連續兩三代人考不中進士，這個家族就很有可能家道中落。因此，文官的投資只能算作是“封建地主階級”或是“新興資產階級”的投資，與他們的官職地位關係不大。

為了拉攏京師勳貴這個最為關鍵、也是第一個必須拉攏的團體，高務實在說完攻打馬尼拉的相關事宜之後，立刻丟擲了“明聯儲”的概念。

按照他的說法，“明聯儲”將以京華錢莊為基礎打造。在“聯儲”內部，白銀不在作為直接交易貨幣，凡是加入“聯儲”的商家都需要向“聯儲”繳納數額不等的白銀作為保證金，以保證金而獲得信譽金。

比如說，如果成國公府繳納了十萬兩白銀保證金，那麼朱應楨可以直接擁有二十萬信譽金的紙幣，這些紙幣可以從“聯儲”內部按照幣值購買他所需要的一切貨物。超額部分的風險，由“聯儲”承擔——考慮到出資比例，也可以說主要由京華承擔。

不過，京華在承擔這樣的風險同時，也擁有對成國公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