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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印象中凡是能叫得上名字的明朝開國大將,除了早死的徐達、常遇春、鄧愈等人少數幾個,其他絕大部分都身敗名裂,甚至對於徐達之死,都有不少野史傳說認為他是因為朱元璋賜食而導致病體加重而暴亡。

總之,到明朝第二個皇帝建文帝登基時,明朝第一批開國功臣的六公二十八侯,倖存者只有郭英、耿炳文等寥寥數人。

朱元璋到底為什麼要對功臣們下此毒手?多年以來一直流傳一個說法,認為是朱元璋小肚雞腸,滿腹猜忌,生怕手握兵權的功臣大將們起兵造反,篡奪皇權。其實這種說法完全是受了戲曲評書等民間文學的影響,與史實並不符合。

實際上在大明開國之初,就對軍隊管理體系進行了大刀闊斧的革新,設立五軍都督府制度,彼此相互節制互不統屬,兵部擁有調兵權而無統兵權,五軍都督府調有統兵權而無調兵權,全國兵權都控制在皇帝一人之手。

也就是說,沒有朱元璋的兵符與聖旨,任何一個武將或者五軍都督府、兵部,都別想調動一兵一卒,所謂起兵造反純屬痴人說夢,因此這種說法根本站不住腳。

另外一種比較多的論調,則是說朱元璋因為對肅貪格外嚴格,因此大多數功臣都因為犯了他忌諱而不得不死。

這個說法看起來似乎客觀不少,也不是野史傳說。其中有一件事是這樣的:洪武二十一年六月之時,六十歲的朱元璋對全國各地武將下達過一部詔令合集《武臣大誥》。

這部《武臣大誥》非常奇特,完全不是像朝廷公文一樣文縐縐的,而是通篇都是沒有經過任何潤色的口語大白話,非常明白淺顯,通俗易懂。

這是因為朱元璋擔心武將們文化水平低,看不懂翰林院寫就的聖意,起不到宣傳警示作用,故此他才會別出心裁,“我這般直直地說著,大的小的都要知道,賢的愚的都要省得”。

那麼他到底說了什麼呢?朱元璋在這部《武臣大誥》中,詳細列舉了各地武將三十二人的違法犯罪之舉。

其中既有常遇春之子、鄭國公常茂那樣的高階將領,也有地方衛所的百戶、千戶等基層軍官,犯罪行為既有干擾地方政務等大局問題,也有苛待、殘害軍卒等細節,還有貪墨軍餉軍糧等經濟問題,還有搶佔民女等作風問題,無所不包。

從這裡的確可以看出,大明開國初期,功臣武將們倚仗權勢為非作歹、踐踏國家法紀的情況已經非常普遍和嚴重,簡直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

比如永嘉侯朱亮祖接受地方豪紳的重賄,光天化日衝入番禺縣大牢放走人犯,鞭打知縣;常遇春之子常茂,“貪財殺降”,醉酒後殺傷前來歸降的北元武將,幾乎激起大變引發戰爭……

其他各種不法行為,如“肆貪害民”、“冒支官銀”、“私役軍卒”、“強暴軍卒眷屬”等等,更是已經到了觸目驚心、危及統治的地步,也使得軍隊戰鬥力嚴重下降,將士離心,民怨沸騰。

所以朱元璋在這部《武臣大誥》的前言中就說:“我每日早朝晚朝,說了無限的勸誡言語”,“我這般年紀大了,說得口乾了,氣不相接,也說他不醒”——還真是,因為武臣軍官們依舊利慾薰心,置若罔聞。

於是朱元璋又說:“我許大年紀,見了多,擺佈發落了多,自小受了苦多,軍馬中我曾做軍來,與軍同受苦來,這等艱難備細知道”。

這話當然不假,他出身貧苦農民,從最下層的普通紅巾軍小兵一步步奮鬥成皇帝,底層軍民的痛苦辛酸生活,他自然感同身受。故此,他才會再三勸誡功臣大將們體恤民情,愛護士卒,遵規守紀。苦口婆心之態,幾乎令人落淚。可惜他的一番苦心並未能喚醒這些執迷不悟的功臣武將們。

於是後世便有不少學者認為,朱元璋是迫不得已才會兇相畢露,大開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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