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5章 遠東一盤棋（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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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並非五大老之專權。

關於關鍵的第二點，五大老確實連署(或者某幾位大老連署，甚至家康單獨署名)了不少知行宛行狀，這些知行宛行主要分為知行增加、遺領安堵、當知行安堵及轉封幾種。

從日本學者堀越佑一梳理出的慶長三年(1598)十二月至慶長五年五月大老署名下發的62份知行宛行狀中，僅有四份是知行的增加。

此前小早川秀秋曾一度減封越前，秀吉死後的慶長四年(1599)二月五日，重新轉封筑前、筑後，而其越前舊領由同為秀吉親戚出身的青木重吉繼承，知行由八萬增至二十萬石。

但此二人的知行加增有特殊性，一是二人均為秀吉親緣，二是在宛行狀中明確提到了加增知行乃是太閣之旨，即豐臣秀吉生前既定計劃的踐行，這明顯也是為了強化“一門”的勢力。

在那之前一個月前的正月九日，加增薩摩的島津忠恆知行五萬石，以獎勵其在朝鮮泗川之戰的軍功(注：島津忠恆是義弘之子，他沒去朝鮮，軍功實際上是他爹義弘打來的)，至於同年十月一日加封堀尾吉晴五萬石，是作為其普請越前府中城的普請費用。

由此可見，大老連署的知行加增事項，除了實現秀吉生前遺命的小早川秀秋和青木重吉外，所佔的比例極其微小。至於子繼父的遺領安堵、當知行再次安堵以及轉封，則只是對於差不多同等知行的再確認罷了。

因此從上述比例可見，五大老雖然具有知行宛行權，但實際操作過程中的知行新增例子極其有限。

在慶長五年(1600)二月一日，德川家康曾獨斷下發宛行狀，將森忠政由美濃七萬石加增至信濃十三萬七千石；同日免除田丸直昌五千石的軍役；二月七日，加增細川忠興豐後飛地六萬石。

家康之所以能夠這樣做，恰巧是在前田利家死後，其他三位大老在本國的空檔。待同年四月毛利輝元和宇喜多秀家回來後，又再也沒有哪個大名新增知行了。

而且，從上述諸多宛行狀來看，都有“被宛行之”，可見知行授予的實施主體並非五大老，而五大老只是名義上代為執行，其授予主體依然是作為權力頂點的豐臣秀賴。

不僅如此，在豐臣秀吉死前十三天，即慶長三年(1598)八月五日，五大老與五奉行互換的起請文中，互相保證遵守法度、不結黨，其中關於知行的要求也是一樣。

在豐臣秀賴成人前，凡知行之事首先要詳細調查，再由家康及其他大老外加五奉行會商，最後遵照少數服從多數原則施行。

眾所周知，五奉行中只有淺野長政向家康稍微靠攏，石田三成則是強烈的反家康派，因此絕大部分場合下，五奉行方面在數量上佔優。

再加上其他大老也不一定希望看到家康一人做大或者賣好，所以家康雖然被放在五大老之首的這一極其尊崇的位置，但實際知行加增這種最重要許可權，依然會受到其他大老和奉行的掣肘。

可見秀吉的此番佈置從他自己死前的角度來看，應該說還是很巧妙的，以五大老的威信來維持豐臣政權之權威，但又透過五奉行來限制五大老的勢力膨脹。

這就如同使用官位來定製序列，禁止大名私自通婚一樣，五大老·五奉行體制也是一個豐臣秀吉制衡諸大名的辦法。

眾所周知，豐臣家的藏入地約為220萬石，這也是豐臣家的實力遠超其他大名的所在(注：家康後來所謂的250萬石，其實是包含了大量家臣領的)。如果以豐臣家的名義肆意進行加增，必定會使得豐臣家本身的藏入地減少，弱化豐臣家的實力。

也正是因為如此，德川家康的心思和目標就是要進行加增，同時以豐臣家藏入地為代價去賣他自己的人情，可謂一舉兩得。

五奉行的存在，則正是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