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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國有企業揹負著巨大的歷史包袱，實際上我們都清楚，我們的國企在改革開放之前幾十年以及到到現在，都不是一個單純的企業，而是肩負著社會和企業的雙重屬性，甚至還要加上一重，那就是國家屬性。”
沙正陽不慌不忙的把話題開啟，“企業屬性不用說，那就是用產品說話，在市場上論勝負，但是計劃經濟時代留下的巨大結構性弊病，不是一句話就能解決扭轉的。”
“國企職工的主人翁身份如何來定位？你能一句話就把他們打發了？這會引發一些體系性的反思質疑，需要透過制度層面來解決，這就是社會屬性，怎麼來解決，國家應當要有政策老保障他們的這個後顧之憂問題。”
“還有就是國家屬性。”沙正陽繼續闡述，“特定的國企，對於事關國計民生的重要領域要承擔國家屬性，甚至要把市場屬性排在其後，這和企業本身的本質屬性是相背離的，那麼如何來解決這個矛盾，也需要一些政策制度來解決，當然這個問題比較複雜，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每個特定領域都要具體分析，另外就總體來說，承擔了國家屬性，那麼就需要在一些資源和政策上予以補償，這可能在其他經濟成分來看，就不太公平，如何來界定，這也是一道難題。”
完美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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