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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琅搖了搖頭，“司法道上除了《大明律》，還有君王的良心。”
楊婉一怔，“這句話是誰教給你的。”
“廠臣。”
說完轉身道：“我去聽閣臣奏事了，你就在次間坐著，御醫來看過之後，你讓他暫候，我過來親自問。”
他一面說一面朝前面的明間走，走了幾步又回頭道：“姨母你不得再難過，聽到沒有。”
“聽到了。”
——
她不光聽到了易琅的話，她還聽到了與歷史相反的聲音。
但她並不確定，這是因她而逆轉的聲音，還是原音即如此。
易琅寫給鄧瑛的《百罪錄》當中並沒有偽造遺詔這一條罪名，事實上，連偽司禮監偽造遺詔的這一段史實都沒有。何怡賢被處置的罪名是貪墨國財，真正讓鄧瑛遭受凌遲酷刑的罪名是‘謀害宗親’。這條罪名極其刻意，刻意到後世甚至找不到史實與它印證，只能從皇次子之死，去側面
猜測。
《明史》上記載，皇次子死於遺詔頒行之前，然而此時至遺詔頒行，皇次子並未病故。
《明史》上這一段錯漏記載所對應的正是三司會審的時段，這並是歷史上鄧瑛的死劫。
但是，如果這不是鄧瑛的死劫，那麼最後的死劫在什麼地方？
楊婉想到此處，背後不禁生起一陣惡寒。
白煥贈棺，楊倫留書。
這兩個史實皆不見於《明史》。
但他們確實認可了鄧瑛。
或許當時根本就不止他們認可鄧瑛，易琅，齊淮陽，白玉陽，還有眾閣臣，以及所有參與過金臺大議的官員，甚至內廷中的陳樺和宋雲輕，滁山和湖澹兩個書院的學生……所有人都不傻，所有人最後都逐漸明白了過來，那個站在文臣和宦官之間的人，究竟在做什麼。
可為何他最後還是被凌遲了整整三日？
刑場之下站立的眾人，沒有一個人替他喊冤嗎？
為什麼當年留不下一點為他申述文字，為什麼最後要把他的人生篡改得如此面目全非。
楊婉閉上眼睛，想起了她在師姐的手記裡看到的那一段文字。
“當時的皇帝，也只是把這個人的身體當成了一個有罪的符號，用極刑向世人宣告，他對閹黨的態度，明示宦官團體的卑賤，昭示皇權對宮廷奴婢的絕對控制。他們在宮城的門前處死鄧瑛的時候，或許沒有一個人想得起，這個慘死的閹人，曾是這座皇城的建造者。”
有罪的符號，對閹黨的態度，絕對控制。
楊婉想著這些詞，心肺上忽然傳來一陣劇烈的疼痛。
這一段沒有寫進嚴肅學術論文中的文字，似乎反而切中了鄧瑛命運的要害。
楊婉摁住自己的胸口，扶椅坐下。
她的手觸碰到了她長年隨身的筆記，她索性將它取了出來，攤翻於膝。
這本筆記，她寫了三年。
之前那本《鄧瑛傳》耗費了她將近十年的青春，其間她不斷地修正史料的對應，斟酌言辭，可謂嘔心瀝血。而這本筆記，相比之下就像一本零碎的流水賬，其中夾雜著她對這個時代，尚未成熟的看法，即便如此，其中的每一個字，都是真實的第一手的資料，它記錄了鄧瑛刑餘之後的三年時光，記錄了纖細優雅的內廷生活，也貞寧末年，複雜的官場傾軋，慘烈政治的實相。對比《鄧瑛傳》的內容，楊婉大部分的考證都是對的，但是她沒有看到貞寧年間的人心。她原本以為眾人愚昧，不識鄧瑛之賢，可此時看來，人心未必愚昧。
歷史唯物主義曾不欺楊婉。
這並不是“人”的問題，這是社會形態與階級結構的問題，一切皆有其必然性。
“好難呀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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