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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行山東去定諸藩之亂,只不過是個幌子罷了,意在吸引各方視線,為侍衛親軍之隱秘調動作掩護。
加之青衣衙門在失去林安心,而新司首還未履職的情況下,只能應對尋常情況與維持日常運轉,無法對突發性的大災難採取有效應對措施,其在大唐的勢力,被軍情處全面打擊,不久便生活不能自理。這時候的青衣衙門,縱然還有些殘餘,也只能蟄伏隱藏,在軍情處的嚴密封鎖下,又哪裡能及時探知侍衛親軍本就隱蔽的調動?
李從璟東行之後,山東作亂的藩鎮,因民眾心向朝廷,而李嗣源多有佈置,又且軍民畏懼李從璟與百戰軍的威名,遂不日悉數平定。
事實上,百戰軍在平定宣武軍之後,並未多與平盧軍、天平軍糾纏,而是亮出聲勢後即揮師火速南下,李從璟只帶了三千君子都,在義成軍的襄助下,很快揪出平盧軍節度使安重霸,與天平軍將領王公儼。
而後,李從璟將整頓吏治、官員撤換、推行新政之事,交給隨之同行的任圜等官員,便快馬加鞭直撲淮地。
因為唐軍進軍淮地實屬突然,吳國對此在戰略和戰術上都未有防備,而百戰軍將、卒皆精銳,遂能奇襲得手,順利渡過淮河,迫使吳軍只能退入城中踞城而守——但饒是如此,百戰軍也沒能一舉端掉壽春城。
由此觀之,大唐自今歲以來,整頓洛陽吏治、大造聲勢出兵楚地、推行新政於地方、平定山東藩鎮之亂,而後興兵南下直撲壽春,所有事件都不是獨立存在,而是串在一起的。
李嗣源、李從璟父子,謀劃與佈局之深遠,可見一斑。
而貫穿整個佈局的精髓,便是李從璟、李從榮相爭的假象,沒有這個令世人令吳國普遍接受的假象,就沒有吳國大膽西征,也就沒有如今大唐佈局功成。
“從榮是我看著長大的,對他的秉性,我豈會不清楚。未從軍時,我與他朝夕相伴,我讀的聖賢書,也是他讀的聖賢書。”李從璟在小案後坐了許久,便又站起身來,臨山崖而遠望,“徐知誥並不清楚從榮之為人,卻斷然以為從榮必然‘為他所用’,豈不大錯?”
莫離在他身旁輕笑道真說起來,徐知誥並非沒有了解趙王,只不過他了解到的,都是殿下想讓他了解到的罷了。”
這話說的不錯。
李從璟南征北討,與各方諸侯生死較量,也不知用過了多少計謀,算計了多少人心,他既有此心性謀略,又豈會對身邊之人視而不見?
耶律倍與耶律德光、徐知誥與徐知詢的矛盾關係,都曾被李從璟利用過,即是如此,他當然要防備有朝一日,別人用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若不能如此,他也就稱不上多智了。
更深一步說,雖然李從璟穿越到當世,因知這具身體的主人下場很慘,起初不過是想保全性命於亂世,但對李嗣源日後稱帝的事,他卻也知曉,既是如此,對李從榮、李從厚,他豈能不多加照看,有意培養他們的心性?
一個人之所以是他現在的模樣,是由他的成長閱歷所決定的,這個閱歷就包括親身經歷與所見所聞,在李從璟的有意薰陶和耳濡目染之下,可以說李從榮打小就有了兄親弟恭的性子。
這一點,從李從厚表現出來的性格就能看得出來。
至於徐知誥打聽到的李從榮,不過是李從璟有意製造的假象罷了。甚至可以說,從徐知誥開始打聽李從榮開始,他就落入了李從璟為他設計的圈套。
“徐知誥有今日之失,也不冤枉。凡事皆由因果,聞其果,知其因,便知那些讓人意外的結果,其實都是必然。”李從璟長舒了口氣,隨即笑了笑,“天下之大,人各不同,別人家要相殘我管不著,但在我們家,只有同心其利斷金!家不治,何以治天下?”
莫離笑道就是不知宋王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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