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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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直接參與經商活動，或與商人合夥，或自行經營。於是各級官吏經商謀利之風愈演愈烈，上至王府朝廷中的百官公卿，下到地方上的藩鎮州府，都爭先恐後地設定行鋪邸店，服鬻求利。如金吾大將軍、光元節度使王宗，乘時貿易，富擬王者。朝廷屢發敕令禁止官吏經商，如天寶九年詔曰：‘南北衛百官等，如聞昭應縣兩市及近場處，廣造店鋪，出賃於人，幹利商賈，莫甚於此。’德宗大曆十四年的赦書說：‘王公百官，……如聞坊市之內，置邸鋪販鬻，與人爭利，並宜禁斷。’武宗的敕文中也曾說：‘如聞朝列衣冠，或承華胃，或在清途，私置質庫樓店，與人爭利。’地方上的軍政大吏如節度觀察等，也多做生意，‘諸道節度、觀察使，以廣陵當南北大沖，百貨所集，多以軍儲貨販，列置邸肆，各託軍用，實私其利息。’朝廷也深知商品經濟觀念影響深遠，官吏經商已舉世滔滔，積重難返，遂不得不承認現實，變更法令，改為所有官吏在鄉村及坊市開設邸店，經紀求利，一律按照百姓例差科，不得有特殊優待。這實際上是取消了以前的禁令，默許官吏經商。例如：‘諸使、諸軍、諸司人在鄉村及坊市店舍經紀，準前後敕文，收與百姓一例差科，不得妄有影占’。‘應屬諸軍、諸使司等在鄉村及坊市店鋪經紀者，宜與百姓一例差科，更不得妄有影占。’都是其中明證。”

黃崇嘏終於忍耐不住，道：“正是由於官商合一，互為依託，致使國家商稅日蹙，不法商賈獲利豐厚。白居易曾說，由於鹽商等‘皆多藏私利，別營稗販，少出官利，唯求隸名，居無徵徭，行無榷稅，身則庇於鹽籍，利盡入於私室。此乃下有耗於農商，上無益於管權明矣’。這種利益分配的不均衡，使得‘自關以東，上農大賈，易其資產，入為鹽商。’他認為，商鹽獲利豐厚是與鹽商直屬朝廷管理的體制有關的。因此在《鹽商婦》一詩中寫道：‘鹽商婦，多金帛，不事田農與桑績……婿作鹽商十五年，不屬州縣屬天子。每年鹽利入官時，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鹽鐵尚書遠不知’。”

李曜見她居然知道這一點，頗為意外，不過卻並不反感，反而笑道：“說得是，繼續說。”

黃崇嘏脾氣上來，也不管會不會得罪了這位朝廷右相，繼續道：“這種官商結合的經營方式，既不能保證政府壟斷全部收入，又不能對商人的利益進行調節，造成鹽稅流失於私人手中與農商利益的巨大反差。因此，他把利歸商人作為政令失度的主要標誌，認為‘使幸人奸黨，得以自資’者，此乃‘政之疵，國之蠹也’。因此，他認為朝廷興利除弊的首要任務就是‘沙汰奸商，使下無僥倖之人’，破除這種官商合一，互為利用的管理體制。”

李曜見她一臉正氣地說來，不禁笑了起來，點頭道：“白樂天公的見解是有一定的合理性。”見黃崇嘏對這個評價似有不服，擺手制止，道：“不錯，商品經濟觀念的發展，幾乎摧折了官定的‘抑工商’國策的影響，從而使工商者的地位不僅能堂而皇之地‘盡居纓冕之流’，而且力過吏勢，橫行天下，‘與朝賢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成為‘上客’。有些鉅富甚至敢與君王同座論事，如富商鄒鳳熾，家鉅富，金寶不可勝計，常與朝貴遊，邸店園宅，遍滿海內，四方物盡為所收，又曾謁見高宗，請市終南山中樹，估絹一匹，自雲山樹雖盡，其絹未竭……”

對於農工商問題，李曜的思考不是一年兩年了，對於其中的情況也算思考得比較透徹，他現在所做的，按照後世一句名言來講，其實是“在下一盤很大的棋”。要知道商品經濟的發展，客觀上促進了土地兼併的加速，促進了大土地私有制的發展。那麼在商品經濟的影響下，透過經商斂集了巨量貨幣財富的商人，一方面為了滿足自己的奢侈消費，把大量的貨幣投入市場，購買自己所需要的農產品、手工業品，促進了市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