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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頃”,置為田莊,“桑柘成蔭,奇花芳草,與松竹交錯,引泉成沼,即阜為臺,盡登臨之志矣”。鹹通十三年時,中書門下的奏文說當時“富者有連阡之田,貧者無立錐之地”。
在李曜這個後世之人看來,大唐貴富集團的大土地私有已膨脹至極,凡耕地、荒地、山林、川澤均被其佔有,並將很多土地資源用於非生產,造成巨大浪費,任憑自己遊宴娛樂,“盡登臨之志”,全然不顧天下興亡、百姓疾苦,已成為極端自私自利的腐朽勢力,再現東晉南朝貴富集團“封山佔澤”情形。
他繼承而來的這具身體的記憶讓他對近些年的情況瞭解更加直觀。僖宗時,楊夔《復宮闕後上執政書》有云:“無厭輩不惟自置莊田,抑亦廣佔物產。百姓懼其徭役,悉願與人,不計貨物,只希影覆。富者稱物產典貼,永絕差科。貧者以富籍擠排,助須從役。利入私室,害及疲民。無利潤者,轉見沉淪。有膏腴者,坐取安逸。衣冠戶以餘慶所及,合守清廉。既恃其不差不科,便恣其無畏無忌。且古畫地之數,限人名田。一則量其貧富,一則均其肥瘠。今凡稱衣冠,罔計頃畝。是奸豪之輩,輻輳其門。但許借名,便曰納貨。既託其權勢,遂恣其苞囊。州縣熟知,莫能糾摘。且州縣所切,莫先科差。富貴者既黨護有人,貧困者即竄匿無路。上逼公使,下窘衣資。怨嗟之聲,因傷和氣。”憤然於貴富集團無厭之極、無恥之尤等諸般惡劣行徑,痛斥富貴集團“上逼公使,下窘衣資”的罪行。
用後世的觀點分析,中國帝制王朝時代,有一項明顯的基本歷史史實:社會上下階層之間貧富懸殊及奴役壓迫情勢的不斷發展加劇,必然會引發社會矛盾、階級矛盾的日益尖銳激化,最終逼迫底層民眾揭竿起義,以暴力手段推翻王朝國家統治。在很大程度上,統治階級上層貴富集團對於土地資源和社會財富貪得無厭的非法攫奪及其惡性膨脹與發作,是導致王朝統治覆滅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實真要說起來,對於貴富集團田莊經濟的惡性膨脹發展,朝廷從其根本利益出發,曾試圖加以遏制並做出了許多努力,尤其是在玄宗朝。但是,如同許多王朝一樣,不能真正取得成效。在中國帝制王朝時期,當朝廷根本利益與貴富集團既得利益相沖突的時候,規律性的情形是前者往往敗給後者,許多王朝解決不了貴富集團的惡性發作問題,成為王朝統治的一個“死結”。這個“死結”,朝廷自己解不開,最終破除這個“死結”的就只能是被逼而反的“農民大起義”。“農民大起義”以革命、以暴力的方式徹底破除了這個“死結”,既埋葬了貴富集團,也埋葬了朝廷統治。這樣的歷史發展情形,在中國帝制王朝時期極為相似地重複發生過多次,表現出一定的規律性,也成為中國古代帝制王朝國家歷史發展的一個明顯特點。
按照李曜這個“我黨幹部”所讀到的一段毛太祖名言來說就是:“治國就是治吏,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將不國。如果臣下一個個都寡廉鮮恥,貪汙無度,胡作非為,而國家還沒有辦法治理他們,那麼天下一定大亂,老百姓一定要當李自成。國-民-黨是這樣,共-產-黨也會是這樣。”
他今天提出這件事,其實說穿了就是在“經濟層面”的改革落實下去之後,開始關注到更深層次的“吏治改革”。這也是他力推變法之後所必然要走的一條路,無論早晚。
就像鄧太宗說的,“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
李巨川在對人心、利益方面的敏銳度是很高的,因此一聽裡要提及此事,就立刻表示時機不佳。毫無疑問,他是認為在當前的政治、軍事情況下,李曜如果忽然出手對公卿貴戚動手,要從他們手裡奪取錢財產業,哪怕這些錢財產業來歷不正,也必然要激起他們的聯合反對。
利益之前,沒有友誼。別看李曜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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