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4節

請關閉瀏覽器的閱讀/暢讀/小說模式並且關閉廣告遮蔽過濾功能，避免出現內容無法顯示或者段落錯亂。

從李曜的內心而言，現在大唐皇室中，已經沒有人能夠力挽狂瀾於即倒，再興國朝，消弭五代亂世了，只有他這個穿越者自己在合適的時候站出來，才有這般可能。那麼既然目標已定，按照他的習慣，各種預備手段也要提前佈局，總參謀部的設立，不光關係到戰爭時期對各地軍閥進行戰爭的勝率，而且關係到今後煥然一新的那個大唐帝國所將進行的權力分配與結構平衡。

李曜設想中的軍事改革，其中最為關鍵的可能就是總參謀部改革，這裡面寄託了他太多的希望，畢竟作為後世的軍事愛好者，或者更確切一點說是軍事史愛好者，李曜深知普魯士-德國總參謀部制度的巨大威力。總參謀部的崛起和發展是德軍與其對手相比最大的優勢，是德軍在那個歷史中，長達兩個多世紀來最令人生畏的部分，其存在也是當時近兩個世紀以來軍事史上最出色的參謀機構之一。

至於為何李曜如此有信心一開始就直接踏入“毛奇時代”的總參謀部，而不是古斯塔夫二世時的“軍需總監部”或者再往後一些時期，那是因為這個時期所做的事情，李曜在自己出任河東軍械監掌監之時，就已經基本完成。[注：附文說普魯士-德意志第二帝國時期“毛奇時代”的總參謀部。]

作為一個經歷過改革開放的人，在李曜的觀念中，制度改革的效果，比出現任何天才，對社會的作用更加巨大，縱然後世在改革開放中，也出現了許多陰暗面讓人痛惜甚至痛恨，但卻不能以偏概全地否認其取得的豐碩成果。

如果說《新儒論》、“各業並舉”等改革，是李曜為改變國人思維所小心翼翼踏出的第一步，那麼接下來軍事改革中的總參謀部制度，就是將改革暗中深化的第二步。

他在此前曾仔細思考了當初中日兩國同時學習歐洲，卻一個失敗、一個成功的案例，試圖為自己將要獨攬大局進行的改革找到一些指引。

日本明治維新的思想家和倡導者福澤諭吉於1882年創辦《時事新報》（現《產經新聞》的前身），代表作品有《西洋情況》、《世界國盡》、《勸學篇》、《文明論之概要》、《脫亞論》，是日本脫亞入歐論的始作俑者，自稱是明治政府的師傅。而我們中國在近代的思想家中真還無出福澤諭吉之右者，這是我們的遺憾。19世紀中、日兩國試圖透過西學達到國富民強的目的，但西學結果卻截然不同。

洋務派的張之洞和福澤諭吉都寫過《勸學篇》。透過比較，可以看到張之洞主張從技術層面西學，“洋為中學，西體中用”，而福澤諭吉主張從制度和文化層面西學。而兩國政府根據這兩種不同的西學之路施行政策，是兩國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人人獨立，國家就能獨立”與“人人與國為體”，分別是福澤諭吉和張之洞國民觀思想的要旨，差異可見一斑！

上個世紀對中國政府，中國文明和文化的批判，讓當時的中國人感到巨大侮辱，當時中國轟轟烈烈的批判此書：《脫亞論》，但這本書使得日本天皇和當時日本政府清醒的認識到中華文明和西方文明的差距，決心以西方現代國家為榜樣，開始了明治維新。向世界各個強國如英國、普魯士、法國、俄羅斯、奧地利乃至整個歐洲大陸、美國等都派遣了大量政府考察團和留學生學習西方先進文化和制度，政府考察團的考察範圍涵蓋所有方面，從英國最後到俄羅斯，橫框歐洲大陸長達數年。最後確定了以普魯士為學習物件，國家體制也改成和普魯士一樣的君主立憲制！

如果認為福澤的文明論是一種全盤的世界主義的觀念，也是一種誤解。事實上，福澤本質上是一個深切關注日本民族獨立和富強的民族主義者，但是他的關注方式和中國民族主義者的關注有很大的不同。

福澤首先從理智上認為先進文明徵服落後文明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這顯然違背中國人通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