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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韓愈的世界觀和人生觀是在儒學薰陶下形成的,青年時即崇信六經,服膺孔孟,對於佛、老之學相當生疏隔膜,這是韓愈後來反對佛老的思想基礎。
韓愈中年思想成熟,形成獨立見解,寫下《原道》、《原性》、《原毀》、《原人》、《原鬼》五篇哲學論文。他有感於中央虛弱,藩鎮強大,有感於儒學衰微和佛老興盛,認為只有大力扶樹名教,提倡忠君孝親的孔孟之道,抑制佛老,才能使人們關心家國,增強向心力,使宗法等級製得以鞏固,於是挺身而出,大聲疾呼,發出尊孔孟、排異端的號召,獨自舉起了復興儒學的旗幟,開始了他批判佛老的理論活動。
在《原道》中,他首次明確剔除“道德”的道家內涵,把它直接與仁義連為一體,雲:“凡吾所謂道德雲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雲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貶老子為小人之道。他總結歷史,認為秦漢以來,儒學真義即被埋沒,而異端迭起,混亂了孔孟之道,說:“周道衰,孔子沒,火於秦,黃老於漢,佛於魏晉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於楊,則入於墨,不入於老,則入於佛。”結果孔子地位下降,被說成是佛或老子的弟子。韓愈擔心如此下去,儒學的真面目將逐漸喪失。
當然,韓愈為了醒世振俗,把問題的嚴重性加以誇大了。事實上漢代儒家經學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學術上都處在一家獨尊,百家歸宗的時期。黃老之學只在漢初略有優勢,武帝以後變為支流,信仰者是不多的。魏晉梁隋之間,玄學佛學興起,儒學不再獨尊,但它的正統地位沒有從根本上動搖,朝典禮儀,軍國大事,教育民俗,還是儒家思想佔優勢。
然而,社會生活和思想信仰出現多元並存、紛紜交錯的態勢,韓愈認為這是非正常狀態,他還想恢復儒學的一統天下。他所理解的先王之教就是實行仁義道德,內容是:“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麻絲,其居宮室,其食粟米、果蔬、魚肉”,這些就是宗法等級制度下的社會生活秩序,有很強烈的貴族氣息。他復興儒學的目標,不是回覆到漢代,因為他不承認漢代經學的正統地位,他要直接上承三代周孔。
但他所列上述孔孟之道的諸目,已不是先秦儒學,而是包容了法家(刑政)在內的實踐化了的儒學,所缺少的恰恰是先秦儒學最重要的仁愛化育的精神,把鞏固體法秩序看得高於一切。韓愈有意把名教說得簡明實際,目的之一是用這種人倫日用來襯顯佛道二教出世說的空疏虛妄,表明它們不合乎人情,無益於治國安民,且有害於社會,只有儒學才是社會生活不可須臾離開的大道。
他說:“今其法曰:必棄爾君臣,去爾父子,禁爾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者,滅其天常,子焉爾不父其父,臣焉爾丕君其君,民焉爾不事其事”,“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韓愈心裡有個夷夏大防在作怪,處處看不慣佛教,擔心它是外來的,會喧賓奪主,也完全不瞭解當時的佛教已經在很大程度上華化,並不主張離家棄國,滅除倫常,只是要升人們的精神生命,給人們的靈魂以安頓處。
韓愈為了與佛教傳法世系相抗衡,提出了儒家的道統說,把它作為民族文化發展的主線。他認為儒家之道,古已有之,“堯以是傳舜,舜以是傳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他以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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