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8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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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為何我們竟是如此忘本，丟掉了最為寶貴的文化傳承？

生命的意義在於延續，但延續的精髓其實不是血統，而是學統，是文化、文明。日本人瞧不起現代的中國，認為現代中國並非中華，然後卻傲然以小中華自居，此等情狀，還不能令人深思麼？

李曜召集這許多文人學士於一堂，討論韓愈、柳宗元，正是為了實施他的一個計劃：引導還未太過變質的儒家思想，走向更正確的方向。

後人反觀明清治古文，以唐宋八大家為宗，而八家又以韓愈、柳宗元為前驅，這已是公論，李曜自然知曉。韓愈、柳宗元是中唐時期新古文運動的倡導者和主要作家，二人在文學觀點上非常接近，都主張改革六朝以來唯美主義的浮靡文風、文體，代之以真摯、充實和通暢、新顈的散文，並且創作出一系列說理真切、感情奔放、語言凝鍊活潑的膾炙人口的佳文，在文學史上樹立起兩座禮碑。

韓與柳個人之間的友誼也相當深厚，平日常有詩文來往，在新古文運動中互相關懷、鼓勵和支援；及至柳宗元遭眨，韓愈仍給以深切的同情，柳在卒前將子女託付於韓愈照顧，韓愈在柳死後寫祭文，撰墓誌，以深情濃墨讚美柳的文章和為人，謂其文學辭章必傳之於後世，“雖使子厚得所願，為將相於一時，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韓愈可謂真知柳宗元者。後世常並稱韓柳，不唯以其同時同志，且以其友誼篤實不渝也。

但李曜命這些學家討論韓柳，卻並非要討論他二人的文學成就。韓柳二人不僅僅是文學家，亦身兼政治家和思想家，二人在政治上和哲學上，時常發生分歧和爭論，有時相當對立，只是他採取“君子和而不同”的態度，不因此而影響到友誼罷了。

在政治上，韓愈反對永貞革新，竭力維護已成之法；柳宗元參預永貞革新，並因此而遭眨謫。在哲學上韓愈相信天命鬼神，柳宗元則著《天說》批駁天命論。尤其是，他們對於佛教的態度截然相反，韓愈激烈排佛，柳宗元則愛好佛教，各執己意，互相指責。在李曜以後世治學的角度看來，韓愈的反佛與柳完元的崇佛誠然與他們不同的閱歷和學歷有關，但都不是孤立的個人愛好問題，而是在當時社會條件下，儒釋道三教鬥爭與融合的一種表現，透露出中國思想文化發展的新資訊。

這需要從中國帝制社會的思想文化結構來開始分析。從兩漢儒術獨尊，到魏晉南北朝儒釋道三教並存，是一次大的轉換。上層統治集團及思想家對於這種變動有一個適應和認識的過程，內部發生過多次的辯論，各朝實行過不同的文化政策，進行過調整思想信仰的各種試驗。

東晉南北朝時在南方有“沙門敬拜王者”與否之爭、《達性論》之爭、《夷夏論》之爭、《三破論》之爭以及有梁武帝崇佛和範縝、郭祖深、荀濟反佛；在北方發生了北魏太武帝崇道滅佛，孝明帝揚佛抑道，北周武帝定儒佛道三教先後及強制毀佛，這些都可以看作是社會領導集團探索思想文化新體制過程中所作的各種嘗試。最後由於全國處在分裂狀態，三教關係的調整未能獲得較圓滿的結果。

不過大多數執政者和思想家不贊成過分崇佛或崇道，也不贊成禁滅佛、道教的極端政策而傾向於三教相容，大致作法是：在政綱、朝典、教育、禮俗方面以儒學為主，在教化與信仰方面輔之以佛道二教，同時對佛、道教的活動及僧道徒眾進行簡括和管理。在李曜看來，這一時期，北魏文成帝對於處理佛儒關係和評價佛教的作用有比較成熟的看法，他說：

“夫為帝王，必只奉明靈，顯彰仁道。其能惠著生民，濟益群品者，雖在古昔，猶序其風烈。是以《春秋》嘉崇明之禮，祭典載功施之族。況釋迦如來功濟大千，惠流塵境，等生死者嘆其達觀，覽文義者貴其妙明，助王政之禁律，益仁智之善性，排斥群邪，開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