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5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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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川的西北外圍，畜牧業也比較發達，《漢書》說關中“畜牧為天下饒。”而如果像李曜這種喜歡從經濟——特別是戰爭潛力來分析的人看來，關中物產豐富，雩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實為九州膏腴。

前次入關平定三藩之亂時，測繪司曾經考察過關中的礦產資源，發現關中周圍的山中富藏銅、鐵、金、銀等礦產資源。當然關中物產豐富在此前就已經出名了，豐富的物產為之前的手工業發展提供了基礎，而且，在冷兵器時代，別說銅鐵，就是上好的林竹都是製造武器的好材料，屬於重要戰略物資。歷代建都關中之時，出於強幹弱枝的考慮，又常遷徙人口以充實關中，故關中之地人口殷實。司馬遷描述當時關中的富裕，稱“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眾不過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這是毫不誇張的。

除了面積足夠、物產豐富之外，還有一個優點就是關中的交通情況非常好。要知道，以關中為政治重心的王朝為確保對國家的控制，勢必加強關中及其與外部交通的營建。早在周人經營關中之時，其道路就暢通無阻。《詩經》中稱讚“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而秦統一後，由於秦始皇是個“標準化生產”的狂熱分子，搞書同文的同時還大搞“車同軌”，大治馳道，以咸陽為中心，輻射四方。同時，秦漢時期屢治棧道，穿越秦巴山地，以通漢中、巴蜀。水運也不差，立足關中的政權都曾利用渭水、黃河河道，經營漕運，轉輸東部地區的物資供給關中。大唐統治基礎擴大，關中糧食需要量大增，對於漕運的經營尤為倚重(這一點本書前文曾詳細講過，此處不再論)。暢通的交通對於關中經濟顯然能起到很大的作用，“要致富，先修路”嘛，這個李曜豈能不懂。

而關中由於開發較早，所以人煙稠密，這也是一個優點。自周人營關中以來，其民皆有周人遺風，好稼穡，務本業。關中地近西戎，風俗勁勇，民皆習戰。《漢書》中載天水、隴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一帶“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為先。”商鞅變法後，秦人以耕戰為本，努力事農，勇於公戰，怯於私鬥。力耕足以富國，尚戰足以強兵。遺風流披，影響深遠，遂使關中地區形成了與東部地區迥然相異的社會風尚。蘇秦、范雎遊說秦王時，都將關中民風與關中地利並提，視為秦國霸業的兩個重要條件。蘇秦看到秦國“士民之眾，兵法之教”，認為“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范雎則將“怯於私鬥而勇於公戰”的秦國百姓稱之為“王者之民”。秦漢時期一直流行有“關東出相，關西出將”的說法。西漢時，(關隴)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為官，出了不少優秀的將領。北朝後期，關隴軍事貴族形成集團勢力——關隴集團。關隴集團成為西魏、北周、隋和初唐統治的基礎。

因此，關中的優勢不言而喻：山川環抱，可以作為險阻，是為關中戰略上的優勢；農業發達，可以儲糧養兵，是為關中經濟上的優勢；人煙稠密，民尚耕戰，是為關中地位的社會基礎。

不過李曜一直是“我黨”二分論的忠實信徒，深知看問題要看到其兩面性，比如自唐以後，中國政治重心東移，關中地位始漸衰落，這也是李曜心中非常清楚的情況。至於關中地位的衰落，他雖然沒有仔細琢磨，但想來可能與幾個方面的因素有關。

首先是經濟重心的變化。在秦漢時期，政治重心與經濟重心尚能大致重疊，經歷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動盪之後，這種情況已經發生變化。秦漢時期，關中經濟堪為首翹。司馬遷在描述關中富裕時稱“量其富，什居其六。”魏晉南北朝時期，區域經濟形勢開始發生變化，最突出的是江南地區的開發和繁榮。在古時被稱作是“厥田下下”的揚州，到東晉時已成繁榮富裕之地。到隋唐時，東南財賦已為關中所倚重，特別是安史之亂後，東南財賦幾乎就是大唐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