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2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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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有限。有限的勞動力去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當然是很不現實的。其次是農業基礎遭到嚴重破壞。“迭相攻伐，七八年間”，反映出戰爭持續時間之長。毫無疑問，戰爭持續時間越長，對農業基礎的破壞越大。河、洛地區本是大唐重要的糧食產區，以往是“秔稻遠彌秀，慄芋秋新熟”、“柳渡風輕花浪綠，麥田煙暖錦雞飛”的繁榮景象，而此時卻“荊棘彌望”、“僅存壞垣而已”，足見農業基礎破壞之嚴重。這急需要朝廷、節帥府——或用現代話說叫做政府當局，有組織有步驟地引導農民耕種，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儘快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

在時代呼喚當局出面組織以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的背景下，一向以重視農業著稱的張全義登上了時代舞臺。張全義雖然膽小怕事、德行有虧，但對農業可謂情有獨鍾，其祖張璉，其父張誠，“世為田農”，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下，張全義養成了勤勞儉樸的性格，並且能夠“勸耕務農”。正是由於張全義的勸耕務農才使張家“倉儲殷積”。因此從張全義家庭背景及其在家時的所作所為來看，他已初步具備了組織農業生產的基本素質，乃至方法和領導經驗。

張全義登上時代舞臺後就充分展示了他對農業生產發展極為重視的獨特一面。“初，河陽節度使李罕之與張全義刻臂為盟，相得歡甚。罕之勇而無謀，性復貪暴，意輕全義，聞其勤儉力穡，笑曰‘此田舍一夫兒’”。從李罕之的話語中，透露了這樣的資訊：張全義重視農業生產，被稱之為“田舍夫”[無風注：本書很早前就曾說過，田舍翁之類的稱呼在唐朝是貶義。]。而李罕之則與張全義重視農業的做法相反，“罕之所部不耕稼，專以剽掠為資，啖人為糧”。李罕之的做法顯然是錯誤的，但恰好從反面說明了張全義重視農業生產的獨到之處。

張全義在農業生產方面的做法是李曜一直肯定的。首先，在“四野俱無耕者”的情況下，招徠農民，增加勞動人手。史載“全義乃於麾下選十八人材器可用者，人給一旗一牓，招懷流散，勸之樹藝”。

其次，採取有利於穩定民心的措施，“唯殺人者死，餘但笞杖而已，無嚴刑五租稅”，同時，張全義“又選壯者教之戰陣，以禦寇盜”。這些做法，既為農業生產吸引了勞動力又創造了安定的外部環境，同時又有助於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這些措施適應了當時的形勢需要，不能不說是一種英明之舉。“民歸之者如市”就是證明。

再次，注意投入感情，引導重農風氣。“出，見田疇美者，轍下馬，與僚佐共觀之，召田主，勞以酒食；有蠶麥善收者，或親至其家，悉撥出老幼，賜以茶絲衣物”。很明顯，張全義除了採取有利於農民生產的措施外，注意用感情的手段和示範的力量來倡導一種重視農業生產的社會風氣。

第四，對荒廢農業生產的加以懲處。“有田荒穢者，則集眾杖之”。這樣兩種既鮮明有相對的做法對引導農業生產所產生的功效是不言而喻的：農業生產搞得好的，賞；農業生產搞得差的，罰。這樣一來，百姓該怎樣做、如何做，自然是心知肚明。

第五，幫農民解決生產中的實際問題。由於戰亂的影響，不少農民沒有耕牛，給生產帶來了一定困難，在有農民告知沒有耕牛之時，張全義“乃召其鄰里責之曰：‘彼誠乏人牛，何不助之？’眾皆謝，乃釋之。由是鄰里有無互助”。在戰亂對生產力帶來嚴重破壞的情況下，這種由當局出面組織互助的做法，對恢復和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是必要的、急需的，對農業生產是有積極意義的。

正是由於張全義重視農業生產並採取一系列得力措施，洛陽周圍很快就有“凶年不飢，遂成富庶焉”、“數年之見，京畿無閒田，編戶五六萬”的大好景象。因而張全義的做法得到了百姓的認可，“張公不喜聲伎，見之未償笑；獨見佳麥良繭則笑而”的民間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