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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道”變成行政實體之後,當時軍政是分開的,武將管軍事,文官管行政,很簡單也很合理。那時候的軍事主官叫“行軍大總管”、“大都督”,再後來叫“節度使”。行政主官名號就更多了,什麼“按察使”、“觀察使”、“採訪使”、“處置使”,這使那使各種使。
看官諸君都知道,唐朝立國前五十年,對外戰爭那是開疆擴土、威風八面,“天可汗”的名號可不是宣傳儒家思想得來的,那是硬生生打出來的威風。總章元年(公元668年)唐朝滅高麗,武功達於極盛。但不料,兩年後(670年)在大非川被吐蕃重創,積蓄力量後,唐朝於678年再伐吐蕃,結果兵敗承風嶺。
這兩次大敗,迫使唐高宗開始重新思考對外用兵政策。當時朝廷上有三派聲音,一派主張和親罷兵,保境安民;一派主張君子報仇,十年不晚;還一派主張繼續進攻,一舉滅之。高宗皇帝一時猶豫不決,但最終還是採納了保守派的意見。從此,唐朝對外戰爭的指導思想由“開疆”轉為“守邊”。儘管看上去後來的武則天時期、唐玄宗時期、甚至唐武宗時期,唐朝對外依然保持積極攻勢,但這種進攻其實已經是戰術上的進攻,而不是戰略上的進攻了。簡而言之,就是以進攻為手段,以防守為目的。
因為對外戰爭形勢出現了這樣的變化,在邊境地區,唐朝就廣設軍鎮,劃分戰區。到了玄宗朝,邊境上一共劃分了九個戰區,設立了七八十個軍鎮。戰區這個誰都和道,就相當於今天的軍區和省。到了玄宗朝後期,邊將開始兼任政府行政職位。比如安祿山除了身兼范陽、平盧、河東三大戰區節度使之外,還身兼河北道採訪處置使以及雲中太守。就連史思明,除了平盧兵馬使之外,還兼著北平太守。於是唐代的“道”和“戰區”間的區別,就從此開始變得模糊,最後合二為一,沒有區別。
由此可見,正是在玄宗朝後期,邊將權利膨脹,軍政合一,導致戰區開始變身藩鎮。
安祿山於是野心暴漲,一悶棍將唐朝砸的暈頭轉向,所以安史之亂其實就是藩鎮叛亂。由於當時中原兵少而且弱,為了抵禦叛軍,朝廷只好在中原地區廣設戰區。命節度使自行招兵買馬,臨時成立各種草臺領導班子,其政府和軍隊的所有消費由“當路自供”。於是乎,安祿山起兵前,全國九大戰區;起兵後,全國沒有一個地方不是戰區;安祿山起兵前,全國就他這一個真正的藩鎮;而起兵後,全國幾乎沒有一個地方不是藩鎮。
巍巍大唐,總共有多少個藩鎮?李吉甫的《元和國計薄》統計為四十八個,《新唐書·方鎮表》統計為四十二個,可見不同時期,藩鎮的數目是有變化的,總之就是四十多個。後世有歷史學家將這四十多個藩鎮分為了四個型別:
其一為“割據型”,以魏博、成德、盧龍為代表,歷史上號稱“河北三鎮”,屬於安史老巢的安史餘黨,此外也曾有少數藩鎮短暫加入割據行列。
其二為“防遏型”,以河東、宣武、義武、義成、昭義、武寧等為代表,這類主要在中原地區。安史之亂期間,中原藩鎮與叛軍廝殺最為激烈,所以安史之亂後,這些藩鎮繼續擔負著保衛京師,威懾河朔的任務,也是後來削藩戰爭的主力。
其三為“御邊型”,以涇原、邠寧、鄜坊、鳳翔、西川等為代表,這類藩鎮主要位於西北西南邊疆,負責抵禦外敵入寇。
其四為“財賦型”,指浙東、浙西、江南、淮南、福建等東南藩鎮,這類藩鎮是唐朝的命根,為朝廷提供賦稅,也對朝廷最為忠心。
透過這個分類,可以看出,藩鎮割據其實只是極少數藩鎮的行為,主要是河北三鎮,列入《新唐書·藩鎮傳》裡去的,也不過八個而已,只是唐代藩鎮總數的零頭。而且據統計,從安史之亂平定的廣德元年(公元763年)到王仙芝、黃巢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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