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7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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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被宦官抓住把柄，他們說：“南衙文臣贓動至鉅萬，而謂我曹濁亂天下，豈非欺周邪!”結果是“上心始疑，不知所依仗矣。”

當時唐朝皇帝在任用誰掌握禁軍的領導權的問題上曾十分猶豫不決。宦官典領禁軍最早始於代宗廣德元年，正式形成宦官典軍制度則是在德宗貞元十二年，但是在這期間有很長一段時間禁軍領導權並不在宦官手中，而是在朝官手中。

大曆五年，代宗誅殺魚朝恩後，宦官不再典兵，其後禁軍分別由朝臣王駕鶴和白志貞典領。及至德宗建中四年十月，徑原兵變發，亂兵入京師，德宗逃至奉天，由朝臣白志貞率領的禁軍並未能召集，惟有宦官霍仙鳴帶領百餘名宦官隨侍護駕。這一事件打破了德宗倚重大臣的想法，回京之後，他毫不猶豫地就把禁軍交還給了宦官。

想想也是，徑原兵變的關鍵時刻，朝官典領禁軍失職不能發揮應有作用，而宦官卻能保駕護航。作為中央直屬的禁軍，皇帝在這個問題上不可能隨意妄為，禁軍最終落到宦官手裡與朝官本身的表現不佳有很大關係。由此也形成了權閹出則為監軍，入則為樞密的一個晉升過程。

宦官監軍當然也不是都是正面的，有一些監軍的宦官權力甚大，他們牽有時會制軍隊統帥，如嚴緩在太原時，“軍政一出監軍李輔光，緩但拱手而已”。使軍隊不能靈活機動地行動，致使常常貽誤戰機。所以如果監軍不懂軍事，卻常常於頂軍政，使軍令不能統一，這就會很大程度地消弱了軍隊的作戰能。宦官在軍中“權過節度”，一手遮天，將帥則帷命是從，俯首帖耳。監軍“侵擾軍政，將帥不得專主。”、“大將兵柄不得專，恩臣敕使迭來揮”。結果使“戍卒不隸於守臣，“城一將，一旅一兵，各降中使監臨”。這些也是歷代史家經常批判宦官監軍的主要弊端，並且也是客觀存在的問題。

但是監軍使與節度使一樣，是作為中央直接任命對藩鎮實現統治的代表，是國家行使權力的象徵。唐代朝廷頒發的詔敕一再強調監軍使監臨藩鎮是“庶邦公事”，由此可以證明監軍使與節度使的權力同樣透過朝廷以頒佈詔敕令的形式來獲得的，並昭告天下，因此，監軍使與藩帥分享藩鎮的決策權與管理權並不存在所謂“僭越”或“干政”的問題。但是兩者之間也確實存在職責界限模糊、職權分工不明，很難分辨。

本書正文中說宦官監軍的負面評價遠大於正面的根本原因，是在於具有濃厚“正統”思想的儒家士大夫，其內心深處充滿對那些作為帝王家奴“刑餘之人”的不屑，忽視了監軍使的權力來源是完全合法的這一事實。這屬於個人觀點，一家之言，眾看官請自行理解。

本書正文中還說在平定叛亂，維護皇權上，監軍使作出了很大的貢獻，這是真的。他們堅定地維護本鎮的穩定，對於本鎮外的動亂，只要朝廷釋出命令，監軍使總是積極參與，始終與中央站在一起。即便臭名昭著的程元振、魚朝恩之流，他們在王朝遭遇嚴重的社會危機面前，同樣與中央站在一起。程元振，至德中與肅宗“從幸靈武”且“翼衛代宗”，且與李輔國“助(上)討難”，一度曾“帥兵經略河北”，在代宗的《長流程元振詔》中，雖指責他“性惟兇腹，質本庸愚”，但也不否認其略有“微勞”的事實。

至於魚朝恩，寶應元年(762)的相州之役後，他以天下觀軍容使的身份監臨中原藩鎮，統帥神策軍鎮守陝州。廣德元年(763)九月，吐蕃、党項入犯京畿，代宗被迫“駕幸陝州”的危難時刻，時“禁軍不集，徵召離散”，魚朝恩率“大軍逮至迎奉，六師方振”，立下了迎駕大功，故“帝德之”，由是“深加寵異”。

宦官監軍使，它們作為朝廷在藩鎮的平衡的力量，廣泛地存在於唐朝中後期的藩鎮之中，有效地遏制了藩鎮進一步走向分裂的勢頭，加強了中央對藩鎮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