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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就好,只要守城戰打好了,接下來的勝利,就近在眼前了。”他一邊騎馬朝神木寨方向飛奔,一邊仔細思索,看自己在這次守城上花的功夫,還有沒有遺漏的地方。
他很重視這次守城戰,前面許多迷惑性的舉動,都是為這次預定的“堅守反擊戰”做準備。因為在他看來,從某種意義上講,古代的戰爭史,就是一部城池的攻防史。
幾千年來,“攻城拔寨”是歷來戰爭的直接目標和關鍵動機。隨著戰事迭起,攻防相生,城池也因此成為最大最重要的戰爭舞臺。在春秋戰國時代,諸侯紛爭,群雄並起,戰爭極其頻繁,也因此形成了各諸侯國割據自立的多中心城池築城體系,僅《春秋》、《左傳》、《國語》提及的城邑地名就達千餘座。據他當年在軍事論壇上看過的某個帖子不完全統計,僅戰國時期較大規模作戰行動就有230多次,其中2/3以上和攻城有關。根據《孫子·謀攻》中“殺士三分之一而城不拔者,此攻之災也”的說法推斷,在那個冷兵器的時代,攻城往往會伴隨著極高、極可怕的傷亡率。但這也同時說明當時的守城戰術和器具,必然非常完備和發達。因此,有兵聖之稱的孫子,也認為攻城是萬不得已的“下下策”,並告誡道:“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對此,同時代的墨子也持相同觀點,並利用自己掌握的“完美守城攻略”,四處推行自己的“非攻”理念。在他的著作《墨子》中第十四、十五卷就專門介紹了守城的裝備、戰術、要點,共二十篇。雖然後世僅存十一篇,可已經幾乎涵蓋了所有的冷兵器時代的城池防守之術。
李曜覺得從軍事博弈的發展脈絡看,歷代中原統治者,之所以都特別偏愛建立在城池防守基礎上的“非攻”軍事防禦手段,也許正是得益於築城技術的高度發達和城防之術的極高效率。於是,專守待敵、後發制人的“築城防禦”軍事思想大行其道,並極大地影響了中國歷史文明的走向。從秦始皇修築萬里長城開始至後世,無論是歷代對於長城防線的高度重視,還是二十一世紀時中國人依然用“鋼鐵長城”來形容我們的國防理念,都足以說明這種以城牆為基礎的戰略防禦思想,對我們的影響是多麼重要、多麼深遠。
當然,這種“被動防禦”的軍事思想形成,除卻“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平和民族性格因素外,還與中原民族的生存環境和經濟特徵是分不開的。中原民族的農耕經濟,自然離不開長江、黃河廣大流域的沃土滋養,中原民族已經習慣了定居的安樂和富足,自然不會,也不願像遊牧民族那樣遊擊爭鬥。而平原之上,無險可守,要守衛自己的領土,保護自己的家園,特別是針對遊牧騎兵部隊騷擾的最好辦法,自然是建造堅固的城牆堡壘。
同時,高大的城牆還能提供防洪水、防強盜、防猛獸等多重安全功能。“四塞以為固”的中國,也因此能夠在四四方方的城牆庇護下,碼著四四方方的文字,邁著四四方方的腳步,從容又體面地延續著一種輝煌而偉大的黃色文明。
中國人對於城池的偏愛,除卻以上諸多因素外,還有一個不能不提的心理原因,那就是自信。這種自信,是建立在人口盛昌、經濟繁榮和文明發達的多重基礎上。換句話說,築城的底氣在於“建”得起、“防”得好、“守”得住。正如我們喜歡用“固若金湯”來形容防守,或者愛唱“萬里長城永不倒”一樣,這些都是這種民族集體自豪心理的微妙寫照。因為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無論是城池的建築還是防護,都是高技術、高投入的產物,不是誰都能修得起,更談不上修得足夠好。而要消解來勢洶洶的侵犯之敵,除卻厚厚的城牆外,有著高度文明和發達經濟的守城一方,自然擁有更多“後發制人”的技術法寶。
中國早期的城池,絕大多數是土築,到了明代以後,各地的城牆才開始大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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