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3章 彈章紛紛宰臣憂（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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宰相押班回去後，趙佶召來兩制以上的大臣們，討論宰相任期問題。

趙佶問道：“吾想請問諸卿，本朝宰相任期，大抵多久，諸卿可有統計？”

翰林學士知制誥李格非說道：“官家，臣粗略算過，大抵國初之時，宰臣任期較長，如太祖朝是諸位宰臣，範質、趙普、盧多遜、薛居正等，不是卒於相位，就是居相位長達五六年才罷相，如趙韓王（趙普）第一次執政，長達九年十一個月。然太宗朝起，宰相任期就很少超過三年，除真宗朝王旦，居相位十一年五個月，後卒於位，其餘宰相，任期很少超過三年。”

中書舍人鄭居中補充道：“官家，其實宰相更易頻繁，主要是仁宗朝時，仁宗自慶曆之後，多更易宰相，除呂夷簡外，能居相位兩年都不錯了，陳堯佐、王隨等居相位不到一年旋即罷相。倒是仁宗末年到英宗朝，諸位相公居相位久，如韓琦韓相公，居相位九年餘，曾公亮曾相，居相位亦九年餘。至神宗起，中樞更易更加頻繁，除呂大防、章相外，幾乎都沒有一任超過三年的。”

趙佶說道：“內製、外製博聞強記，吾甚為佩服，照二位所說，我大宋的中樞，更易是越來越頻繁，吾以為非是國家幸事。諸位怎麼看這事？”

章惇說道：“官家所言極是，中樞更易，確非國家幸事，尤其是近年以來，臺諫依仗其風聞奏事之權，動輒彈劾宰執大臣及其他重臣，令其待參避位，而真正確有其事者又有多少呢？臺諫奏事，還是要以事實為準，而不是成為黨爭工具！”

知開封府範純禮說道：“官家，本朝宰執大臣，選取任用，大權皆操於人主，官家欲任用則任用，官家欲罷黜則罷黜，何必問他人？”

趙佶笑道：“範卿此話，吾倒不這麼認為，不信可以問問二位學士，本朝宰執去位，真是人主一言而定嗎？昔年先帝之於王荊公，仁宗之於範文正，果是人主欲其去位乎？吾看未必吧！”

趙佶當然知道，大宋的宰執大臣任用，由不得皇帝的，尤其是當宰相和皇帝想要觸動地主們的利益時，那就管不得什麼官家相公了，昔日仁宗皇帝任用范仲淹為參知政事，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給仁宗皇帝上了《答手詔條陳十事》，提出了十個方面的主張，要求重新整理政治，重振大宋國勢，結果呢？

不僅僅是臺諫，幾乎整個大宋官場都對他們加以討伐，他們散佈謠言，攻擊新政，指責范仲淹結黨營私、濫用職權。首相章得象，也加入了反對合唱，攻擊范仲淹等人為“朋友黨”。“朋友黨”之所以被視為打擊的利器，引起了仁宗的反感和懷疑，因為“朋友黨”會危及皇帝的權威，違背其核心利益。

其實臺諫對宰執大臣的攻訐就是大宋黨爭的一個重要手段，在野的一方往往利用臺諫，瘋狂攻擊宰執大臣，同時阻撓其政策的推行。朋友黨之爭一直是困擾北宋政局的死結，一直持續到南宋。由於朋黨之爭，慶曆新政死亡，王安石的變法也因新舊黨爭而失敗。朋友黨的觀點是基於儒家紳士和惡棍的觀念，這是一個簡單的對立，而不能客觀、準確地反映人性或個性；在現實生活中，黨不一定是惡棍，言語或利潤可能不是紳士。一旦被提升為國家的主流意識形態，一些政客將被用作攻擊政敵的武器，這是非常致命的。

新舊黨爭最直接的後果就是地方對中央的政策無從是從，中樞的政策隨時可能發生變化，地方官員也就對中樞的政策不再加以落實，免得捲入黨爭中，反而遭受池魚之災，中樞的權威愈發的下降，中樞對地方的控制力就原來越弱，大宋就進入了一個惡性迴圈之中。

趙佶之所以一定要要將宰執任期固定下來，就是要提高政事堂權威，進而提高自己的權威，保證政策能夠貫徹下去，歷來變法，不難於政策的制定，而是難於政策的實施，一個隨時都可能被罷黜的宰相，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