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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素的正統論和立信論是很難懂透徹的,所以劉備學幾次無法完全掌握很正常。
法正為代表的朝臣,學完之後依然難以區分“兵者詭道”和“立國以信”之間的界限,也是依然模糊的。
尤其是分歧於“對於失信、耍詐過的敵人是否能以暴易暴?如果能,又該做到什麼程度?是不是可以徹底不擇手段不講吓限了?”
包括後世很多秦粉,一旦陷入狂熱,就拿“六國也不是白蓮花,大家半斤八兩”來和稀泥。
這就必須把原理說清楚。
李素非常誠懇、循序漸進地跟劉備分析:“秦漢以來,治國先以韓申、後以黃老、末尊儒術。但韓申之便,久為人君所難割捨,所以偏重術、勢以害法的權宜之計,屢見不鮮。
孟子以人生而有四善之性,倡信義。荀子以人性分為性、偽兩部,性惡而偽可善。然此二論在百官、學士之間多遭陽奉陰違,多因讀書人看透了大漢‘儒表法裡’,寧可信韓非對人性之判斷。
依韓非之言,‘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惡行為人所知,便會為人所防,智謀發明新詐,被騙者下次就會更加提防,互信便已不存。故爭於氣力之時,智謀之用尚且衰微,何況道德。
孝直此番學信義之用,到了實踐施政時卻再次動搖,認為‘對付本身歷史上也曾使過詐的敵人,就可以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
說白了,就是被韓非的‘當今爭於氣力’論所誘,覺得越到後世,道德愈發淪喪。所謂人心不古、世風日下。人君倡導信義,也終究只是一時肅清風氣,不得長久。
所以,要破除這種邪念,關鍵是要分清信義之用的界限,並且分清人性善惡的界限,從孟、荀、韓三論中尋找真諦。陛下若是有暇,臣願由實向虛,先論實政,再論綱常。”
劉備聽到這兒,也是放下筷子,正襟危坐:“賢弟儘管細細道來,今夜朕也不覺睏倦,不把此中道理想透徹,怕是難以入眠。”
李素就先還是從秦始皇和六國時期的例項,來分析無信的法理對錯細節:
“臣還是以孝直質疑的秦亡說起。春秋戰國五百年,可謂就是一部人心不古、世風日下的典範,每到末世,道德愈發淪喪。
所以,要在最後的七國裡,找出一個‘完全沒有使詐失信過的國家’,還真是找不出來。所以從純粹的信義論角度來說,活下來的七國,多多少少都有可亡之罪。真正的君子國,早就如宋襄之仁的宋國那樣滅了。
但如若天下為政修史者就停留在這個層面、和稀泥,學韓非崩壞道德,那人性和治國就真沒救了。我輩治學窮究天道,當然要分清其中惡性程度,儘量揚善褒惡。
所以臣苦學剖析,得出諸國‘無信之惡’,也是有本質不同的。這個分界線,就是是否試圖‘滅史滅法’。換言之,無信有兩種,一種是願意付出失信代價的無信,一種是不願意付出失信代價的無信。
前一種無信,多多少少是免不了的,是人之常情,不可苛求。正所謂人孰無過,人一輩子怎麼可能一句謊都不說、所有說到的事情都信守諾言?
而一味崇尚韓非之學者,就喜歡抓住這點攻訐人性,認為所有人都只是失信程度輕重,本質並無區別。然後鼓勵所有人都無信。
但我們必須看到,這種‘無信’是會付出代價的,而且絕大多數已經付出了代價,換言之,這種無信,只是一個與‘天道大義’的交易。
很多人是知道自己做不到諾言,或者說謊,會付出什麼代價的,而且願意付出這個代價。
這種時候,對於其無信,只要依法處置、依天下公義討伐,贖清其罪即可。
六國曆史上失信的時候,他們知道自己會被‘天下公義’懲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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