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71章 范仲淹王安石都能拿來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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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樣子。

至於這套想法的來源，李素是如何“以史為鑑”的，這就得起碼往後追溯到商業發達的宋朝了——隋唐的時候，邊軍軍糧運輸一直是個老大難問題，甚至不得不鬧出節度使藩鎮割據自己在邊境屯田解決。宋朝就靠商業思維和市場經濟多少解決了，不就是給商人發放專賣鹽、茶的鈔引，來換取商人自發往邊軍駐地運糧麼。

當然了，李素肯定不能直接借鑑，因為宋朝這麼幹是有中央政府信用保障的，李素卻沒有，軍閥之間如今都是一手交錢一手交貨平等交易，誰也不敢給對方信用賒欠，誰也沒那麼大臉面。

所以，鈔引之法的基礎上，李素還借鑑了北宋范仲淹的抗災辦法——范仲淹在慶曆新政失敗後，皇佑二年（1050）在被貶斥知杭州期間，遇到了災荒，就是用提升糧價，引誘周邊府縣的商人逐利大批運糧到杭州賣。結果因為商人資訊不對稱、時效性不強，糧食扎堆運到之後，已經足夠多了，無法再形成囤積居奇的局勢，只好再重新降低價格賣。

所以，考慮到時間差，李素先在長安主動提高糧價引誘商人，確實是很精妙的一招。只不過，走黃河、河東運糧得派兵保護，走武關道六百里山路用車子運糧，成本也很高，所以商人本身成本太高了，後續就算差不多夠了，想糧食多到降得跟往年一樣，那也是不可能的。

畢竟客觀情況差距太大，范仲淹知杭州，那是魚米之鄉，偶爾小災，隔壁就是“蘇湖熟天下足”的大糧倉，而且京杭大運河水網縱橫運輸便利。

李素這兒，那麼多硬性成本扛著，以河內與南陽襄陽養長安，一開始標個五千錢，來的人多了，最多也就跌到三千錢，還是要比長安本地豐收之年貴上十倍。

當然李素肯定是問心無愧，因為歷史上194年三重大災無人治理、還趕上李傕郭汜內部混戰，長安城內的糧食可是漲到過“白米石五萬錢，麥三四萬，豆粟兩萬”。

三千錢比五萬錢，已經是跌了十幾倍了。

鄧芝、劉巴聽完他的通盤設想，智力不足，也提不出更多經濟監管層面的建議。

鄧芝只是建立在他最近主持治安和肅清內奸工作的經驗上，提出了他對於人心的擔憂：“府尹，之前王必勸說咱停止抗旱施工，已經有一小撮人躲在眾人之中，攻訐於你。這次你的辦法，雖然最終是救民的，可一開始要先把長安糧價抬升到五千錢，定然會怨聲載道。

我怕不明真相看不長遠的百姓，會不知道府尹的苦心，暫時先被那些挑唆的世家給鼓動起來。”

畢竟，老百姓可不知道“如果沒有李素的宏觀調控干預，他們到今年冬天的時候，要忍受最高五萬錢一石的米價”，他們只看到了李素現在就把米價提升到了好幾千錢。

而李素沒有動用行政命令之前，雖然長安的糧價也漲，可也就漲了一千多錢接近兩千錢——也正是因為漲得不夠狠，沒有到“引誘袁術算過運輸成本後，覺得走武關道陸路運糧來賣都划算”的程度，所以才沒有其他諸侯頂著運輸損耗來狂賣。

李素聞言，敲打鄧芝道：“所以我不是讓你們動手快一點——別的可以不管，你那條線，在曹操下次派來見王必的密使出現的那一刻，就徹底收網，抓起來嚴刑拷打。

我這邊還有另外兩條線，也快收網了，總之，要在鈔引之法出現、並且引起這些人第一波攻訐的時候，就把他們一網打盡！”

周櫻那邊那條線，最近其實也已經請了不少客，已經有了一些眉目收穫，所以李素才敢這麼篤定。

還別說，他最初讓周櫻實施這事兒的時候，阻力也不小。畢竟只是個妾，哪怕事出有因，是李素的正妻因為懷孕無法行動滯留成都，才讓周櫻待客，還是有不少大戶人家不願意讓正妻來赴宴，或者也是派個妾來送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