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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大王提供戰馬，其他怕是也無法以物力明顯幫助朝廷了。”
  諸葛芷經過這些天的磨合，說話也更加站在朝廷的立場上勸說李素，說明這事兒確實對於朝廷更好地控制邊遠地區、提升對邊遠地區國力的排程動員有好處，而不僅僅是為了賺錢。
  不過，李素這些天來，跟她互相啟發，其實也想明白了一點，原則性的問題肯定不能放鬆。具體將來要改革，提升大漢朝對邊境地區的動員抽取，李素自己有辦法。
  所以李素說道：“行了，這不是你一個經了幾年商就能想明白的。朝廷怎麼可能為某些車船商專門信用背書，簡直丟了朝廷的體統。
  不過，之前對邊地的統治，要麼是過於羈縻、讓他們自生自滅，比如西涼和交州，都是所有大宗物資的稅賦都不承擔，只進貢馬匹或者地方上的高價值珍貨寶物，南中也是這樣。
  大漢朝號稱十三州部，真正繳納錢糧的只有九個半——涼州交州都形同免稅，只進貢寶物，南中和荊南、揚州的山越，也是如此，以羈縻進貢代稅。這裡面的關鍵，就在於運輸的損耗，沒有被朝廷明確以法令定下來、折算進稅賦裡。
  我回長安之後，打算結合西巡和下半年去交州南巡的經驗，把這些州的運輸成本核算出來。到時候把運費折到租庸調製裡面。比如當朝廷將來再要問西涼徵稅時，就可以把糧食和棉布棉花也都納入納稅物資範圍。
  如果西涼確實豐收、糧食富足而關中缺糧，那種年份就可以讓西涼運糧到關中交割。平原水路運輸的價錢是比較透明的，按照每石每十里一個錢算運費，就折到當地每人每年三百錢的丁稅裡。
  比如現在一個人每年繳納三百錢（或等值紡織品）、兩石米（官價六百錢）、服當九百錢的徭役，租庸調相加是一千八百錢一個壯丁。將來要是讓酒泉郡運兩石糧食走三千里水路到長安，那就等於兩石米值六百錢、運費值一千二百錢，跟一個壯丁一年該服的租庸調總和相當，庸和調就可以免了。
  實際上酒泉到長安也沒那麼遠，這裡是假設。但我們可以按平原陸運折水運十倍算運費、崎嶇之地或者山區，根據各郡的路況、此前的徭役耗費，評估一個均價，按照險要難行程度折算為水路運費十五倍到五十倍。這樣一來，酒泉到長安假設是五百里平原陸運、一千里水運，也就跟上面的結果一樣了。
  從此之後，朝廷可以不用專門徵發當地的民夫服徭役運輸，可以找專門的運輸商按這個價格運輸。商人之間還可以競爭，誰的運費能比朝廷給出的指導價更低，收朝廷更少運費就這事兒辦了，朝廷就會和他們長期合作。”
  李素的這套想法，其實已經超越了歷史，因為歷史上唐朝只到租庸調，後來中晚唐就變成兩稅法了。而到了宋朝之後，為了解決邊軍補給問題，給了抄引法，相當於是把運費折算為鹽茶酒之類的專賣權抄引，讓商人承擔為國家提供後勤運輸的義務。
  但李素現在，卻是沒有廢除租庸調法改兩稅法、就直接把宋人的“運費標準化計價”單獨提出來用了。
  所以李素這套制度歷史上從沒同時出現過，要李素自己定個名字的話，應該叫“租庸調輸”法，把“均輸”的成本也做成了一個標準化的徵稅標的，允許地方以運輸勞動作為為朝廷納稅服役的體現。
  這事兒其實不新鮮，因為大漢朝本來就存在跨地區組織運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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