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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是直接用腳踏齒鏈輪轉動的圓鋸子。

鋸齒就跟普通木匠的鋸子一樣,做成圓鋸片之後就不用往復拉了,可以一個方向一直轉下去,分割木料可快了,造城修屋的木頭加工起來,能便利得多。

這種圓鋸子改一改,以後也可以直接拿來宰殺分割豬羊。說不定過兩年雒陽新城造好,百姓稠密之後,可以開一個屠宰的工場。

聽說司空當初在成都時,就搞出了用水車推動碾米磨面的磨坊,那何不推而廣之,用水力大規模殺豬殺羊呢。要靠外運供應國都的話,可以考慮大批次進貨幷州的山羊。

幷州地勢崎嶇,可以種的田地不多,聽說百姓也多養山羊補貼民生,而且跟雒陽就隔著河內,到時候組織關東的商船走沁水、丹水去上黨太原賣當地短缺的民生物資,買回山羊池鹽,也好供給雒陽。”

甄宓和黃月英你一言我一語,似又討論出一條讓民生商業化的路子來。

原本在漢末的經濟環境下,肉食者也多半隻是自給自足的莊園豪強經濟,說白了都是跟張飛那樣家裡有莊園,然後自己莊園裡養了給莊主莊客吃,百姓很少在流通市場上買肉的。

雒陽之前作為大漢朝的國都,但一直到桓靈時期,周邊依然有很強的莊園自然經濟屬性,城裡吃肉的權貴,都是在城外伊洛平原範圍內有農莊,自己莊子養牲畜專供。

這樣的經濟效率,其實是非常低下的,一來可以吃到肉的人因此極少,規模大了根本供給不起。二來也極大浪費了首都周邊寶貴的田地,沒有分給其他需要時效性、無法長途運輸的農作物的生產。

這一點,一直到唐朝都沒改善,要到宋朝,商品經濟高度發達,商業貿易打破自然經濟低效狀態,才算是好了一些。

宋朝汴梁人吃的肉大多數都不是本地或附近養的牲畜,還有商人沿著大運河,超過五百里把豬羊用船運過來,或者其他善於自己奔走的家畜,直接趕到離城比較近的地方,再集中宰殺。

動物比植物最大的優勢就是可以活著移動、到了要吃的那一刻再宰殺,依然是新鮮的肉。

這麼一個樸素的道理,但是從漢到唐百姓都沒有利用起來,寧可頂著高損耗本地養殖,說到底就是商品經濟太孱弱。

讓百姓不敢把全部身家都投入到單一產品的生產中,唯恐被奸商囤積居奇、控制貨源,市場上買不到生活必需品導致自己凍餓而死。

畢竟誰都怕“我全家只種一種東西,或者只養殖一種東西,但這種東西供過於求滯銷、價格暴跌,賣了之後買米都不夠,全家餓死”。然後為了生存安全,只能分出一部分田種保命的口糧,才能心中不慌。

另一方面,從漢到唐,官府沒有在乎這事兒,也沒有刻意去盯著市場、嚴厲打擊囤積居奇、炒作民生物資的奸商,久而久之導致了百姓沒有安全感。

宋朝能解決這個問題,有個重要原因,也是宋朝確實富了,而且官倉積儲豐富,經常主動用常平倉平抑糧價、不讓囤積炒作的奸商得手,時間久了之後百姓安全感建立起來了,才全身心投入資源利用效率更高的商品經濟。

這些歷史事件,甄宓又不是穿越者,她當然不可能知道。但她好歹也有了兩年在長安周邊賣菜、平抑糧價的從商經驗,這兩年也見識過這種事情了。

她前年冬天的時候,就親自遇到過扶風郡郡治槐裡一帶,有豪強姦商因為發現京兆周邊各縣有很多農莊都被甄家壟斷、勸導百姓種菜不種糧。

然後趁著冬天蔬菜不能長的季節、百姓剛把菜賣完手裡留著錢準備買米,那些豪強姦商就趁機囤米不往外賣,想誘導糧價暴漲狠狠撈一筆。

甄宓當時因為經驗不足,加上覺得“秋收後初冬時糧食本來就多,糧價不貴,所以沒必要甄家的商船隊遠途運糧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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