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2章 怎麼處置李森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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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政治手段把批評者打倒。

1935年2月14日，李森科利用斯大林參加全蘇第二次集體農莊突擊隊員代表大會的機會，在會上做了“春化處理是增產措施”的發言。

李森科在他的演說中談到，生物學的爭論就像對“集體化”的爭論，是在和企圖阻撓蘇聯發展的階級敵人作鬥爭。

他聲稱反對春化法的科學家：“不管他是在學術界，還是不在學術界，一個階級敵人總是一個階級敵人……”。

李森科用自我否定的檢討，來改頭換面地對學術界知識分子進行攻擊，這一手段得到了斯大林的首肯，李森科把學術問題上升為政治問題。

儘管在烏克蘭50多個地點進行了5年的連續實驗，表明經春化處理的小麥並沒有提高產量，但這動搖不了李森科已經取得的勝利。

李森科的反對者開始面臨噩運。蘇聯科學家穆勒逃脫了秘密警察的追捕。

而瓦維洛夫則於1940年被捕，先是被判極刑，後又改判為20年監禁，1943年因營養不良在監獄中死去。

1935年，李森科獲得烏克蘭科學院院士、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院士的稱號，並當上了敖德薩植物遺傳育種研究所所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由於對國防做出了巨大貢獻，蘇聯科學家的影響大為增加。

有人因此希望戰後放鬆對科學家的控制。

在1946—1947年，這種改進似乎有所出現。

1947年蘇聯生物學家錫馬爾豪森在蘇聯主要哲學刊物上，發表了明確批判李森科主義的文章。

1948年，當時在中央委員會主管科學的官員尤里·日丹諾夫(斯大林的主要助手之一安德烈·日丹諾夫的兒子、斯大林的女婿)接受了包括耶弗羅意蒙孫、留比曉夫在內的蘇聯生物學家向中央委員會的控訴，認為李森科否定孟德爾遺傳學是錯誤的。

日丹諾夫在隨後的一次報告中對李森科進行了批判。

然而，由於李森科尋求斯大林的支援再次獲得成功。1948年8月，蘇聯召開了千餘人參加的全蘇列寧農業科學院會議(又稱“八月會議”)。

李森科在大會上作了《論生物科學現狀》的報告。他把自己全部的“新理論”、“新見解”，概括為幾個方面，作為“米丘林生物學”的主要內容，聲稱“米丘林生物學”是“社會主義的”、“進步的”、“唯物主義的”、“無產階級的”；而孟德爾——摩爾根遺傳學則是“反動的”、“唯心主義的”、“形而上學的”、“資產階級的”。

經斯大林批准，蘇聯正統的遺傳學被取締了。李森科在大會上宣佈，這次會議“把孟德爾—摩爾根—魏斯曼主義從科學上消滅掉，是對摩爾根主義的完全勝利，具有歷史意義的里程碑，是偉大的節日”。

“八月會議”使蘇聯的遺傳學遭到浩劫。

在高等學校禁止講授摩爾根遺傳學；科研機構中停止了一切非李森科主義方向的研究計劃；一大批研究機構、實驗室被關閉、撤銷或改組；有資料說，全蘇聯有3000多名遺傳學家失去了在大學、科研機構中的本職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

“八月會議”的惡劣影響，波及到包括中國在內的眾多社會主義陣營國家。

“八月會議”使李森科達到了“事業”的巔峰。李森科的個人勝利，無疑是科學的悲劇。

真理的聲音依然沒有因此而銷聲匿跡。由蘇卡切夫院士主編的蘇聯《植物學雜誌》於1952年底起衝破阻力，再次發出了與李森科不同的聲音，揭開了蘇聯關於物種和物種形成問題的大論戰的序幕。

之後，該刊發表大量文章，揭露李森科及其追隨者弄虛作假的事實和不道德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