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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基本看法,從意識形態到對政斧某些基本政策一旦形成了根深蒂固的理解,或對政治團體和政黨的態度一旦定型,誰要試圖加以改變是及其困難的。
只要回顧華夏曆史就很容易發現,無論誰當國家的統治者,其制訂制度和政策時,總是希望限制和遏制自己的潛在後繼者在繼承大統後,改變自己所信奉的那一套。這也就是華夏的憲法序言越寫越長和無論哪個最高領導人都喜歡說自己所鍾情的制度趨向100年、50年不能變的原因。因為任何一個稍微有點歷史意識的政治家,他在臺上時總是會擔心自己政策的掘墓人在將來掌權後,改變自己一手製定的治國方略。他就是為了保護自己在歷史上的名聲,也會在制度的設計上使現存的制度難以改變。所以,口頭上說說制度改革易,真正做起來其實非常難。華夏政治的這一特姓,使得華夏的國家制度從一種已形成的路徑中擺脫尤為困難。常人所謂的制度比人強,形勢比人強,要表達的也就是這個意思。
在華夏,尤其重要的是,政治權力的分配在社會成員中是極端不平等的,當某些人居於支配他人的地位時,他們無一不傾向於利用所掌握的權力來強化自己的地位。華夏的政治競爭,自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中,我們都能看到全是“零和博弈”,即,你贏就意味著我徹底完蛋,其結果是“贏家通吃”。對於政治遊戲的任何一個玩家來說,或者是全得,或者是全失,沒有其他選擇。華夏政治博弈的這個特點,使得掌權者傾向於全力維護自己的既得利益,其結果是制度的自我強化。華夏政治體制演進中的路徑依賴現象迄今依然是華夏曆史的常態,這是一個不爭的歷史事實。
非常不幸的是,在華夏曆史上,所謂“凡改革者都沒有好下場”的歷史魔咒,卻是歷史的真實。要當華夏制度的變革者,非鄭南巡、蔣經國這樣的敢作敢為者,是不敢輕言政治制度的改革的。鄭老的改革且不去說,對岸的蔣經國僅僅以兩年的贖罪,就洗涮了他一生的暴虐而在身後受到藍綠各黨的一致尊崇就是明證。然而不幸的是,華夏的歷史是不能假設的。今後,也只能寄希望於鄭老精神的真正傳人來完成他未竟的偉大事業。
華夏有史以來官出上級和國家壟斷利益供給的政治實踐,使華夏的最高統治者2000多年來統治著世界上族群最大的一群會說話的動物,享盡人間奢華極樂,食髓而知味。只要翻開華夏的歷史一看,誰都能輕易發現:任何人只要一坐上龍床,都會毫不含糊地照他所推翻的前代帝王行事,並習慣成自然。華夏這種政治文化上的代代相襲,陳陳相因,使官出上級為特徵的華夏式的官僚政治成為華夏政治文化的最顯姓基因,雖然王朝不斷更替,但政治治理結構與模式卻反覆克隆。所以,從本質上看,在華夏曆史上發生的改朝換代的造反或革命,只是華夏社會一種簡單的邊緣人群與中心人群的置換反應,純屬改變江山所有權的姓氏改變之舉,除了為極少數的帝王將相提供了政治遊戲的極品享受而外,對芸芸眾生究竟有何裨益?
難怪華夏的古人要發出無奈的感慨:“傷心秦漢經行處,宮闕萬里都作了土。興,百姓苦;亡,百姓苦!”
蕭宸甚至有時候懷疑自己,若果真有一天,自己像那些外媒胡亂猜測的那樣問鼎華夏,自己是不是還能如今天一般思想,願意將這個看似最穩健的制度進行改革?
輕嘆一聲,蕭宸幽然問道:“那麼,你們覺得彭城市委副書記由誰接任比較合適?”
此言一出,四人同時一靜,悄然對望之後,還是趙介民這個跟蕭宸最為親密的老搭檔、老同學開了口:“書記,你還記得陳德嗎?”
蕭宸微微揚眉:“鹿城市委書記?老省長陳若望的兒子?”鹿城市,行政上歸屬吳城管轄,是個縣級市,地處吳城中心城區和東方市之間,經濟發達,是華夏大陸經濟實力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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