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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田敏等人任詳勘官,李鶚、朱延熙等書寫,依唐刻《開成石經》,並和經注合刊,開雕“九經”:《易》、《書》、《詩》、《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周禮》、《儀禮》和《禮記》,以端楷書寫,能匠刊刻。到了後周廣順三年(公元953年)五月雕印完成,歷時22年。同時刻成的有唐代張參撰《五經文字》、玄度撰《九經字樣》等書。因刻書事業由國子監主持,故史稱“五代監本九經”,創官刻書籍之始。當時流傳甚廣,影響深遠。對此,元王禎評為“因是天下書籍遂廣”。可惜印本後來失傳。
而大賢呢?
蕭宸喝了一口茶,悠然道:“馮道此人,可謂是千古譭譽在一身啊。”看了看有些不解的李雲新,蕭宸道:“古人云:‘忠臣不事二主’。華夏幾千年封建社會中,朝代更替週而復始,死節之士比比皆是,讚美之聲也不絕於耳。然而,透過這貌似令人蕩氣迴腸的忠義烈行,我們發現,其實為人臣者沒有絲毫讀力姓,只不過是某個帝王的依附者,就像手之與臂、發之與膚,融為一體,不可分割。所謂的‘忠’其實大多是‘不得不忠’。‘不得不忠’自然只能是忠於君王,而不是忠於職守,所以,當官的總有一肚子揣測聖意的官場計謀,而最缺乏為民造福的職業艹守。從這個意義上講,被後人唾罵了上千年的五代時的‘長樂老’馮道,倒是個不折不扣的另類臣子,在他身上所體現出的職業艹守就顯得頗有幾分難能可貴。”
“職業艹守?”李雲新有些覺得好笑,那個年代,有什麼職業艹守好談啊?
蕭宸笑起來,並不介意李雲新的意外,而解釋道:“馮道一生在唐、晉、漢、週四朝為臣,侍奉了近十個皇帝,位居將相高位二十餘年,屢經喪君亡國。按照傳統的忠君倫理,他早就該盡臣子之節,或隨先帝殉節,或退隱老死,可他反而毫不在意,心安理得地接受著一個個新君遞過來的橄欖枝,甚至在晚年還洋洋自得地寫下《長樂老自序》,歷數其曾經服務過的君王、獲得過的各種官職榮譽,以及其家人妻子所得到的恩賜。因此,北宋歐陽修在《新五代史》中罵他是‘無廉恥者’,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稱他‘乃殲臣之尤’。即便到新華夏建立後,史學家范文瀾還把他看作是‘五代腐朽官僚的典型’。”
李雲新聽了,更奇怪:“這有問題嗎?這人……換了這麼多老大也就算了,老了還炫耀這個,不是無恥之尤是什麼?”
蕭宸呵呵一笑,道:“你一個現代人,怎麼也一肚子忠君思想?如果我們跳出忠君思維的苑囿來看馮道,就會發現,上述諸般譴責實在是腐儒之見、不公之極。事實上,馮道無論是個人品行還是道德文章,乃至政績事功,都頗有可觀之處。史書上稱其‘少純厚,好學善屬文’,‘惟以披誦吟諷為事’,即便是‘大雪擁戶,凝塵滿席’,也能安然處之。馮道在家‘丁父憂’時,趕上年景不好,便用自己的俸祿賑濟鄉里,自己卻住茅棚,地方官有所饋贈,他也一概不受。唐明宗時,馮道一改過去選拔人才只重門第的弊病,‘凡孤寒士子,抱才業、素知識者皆與引用;唐末衣冠,履行浮躁者必抑而鎮之。’遇到豐年,朝廷無事,馮道便勸告明宗‘勿以清晏豐熟,便縱逸樂,兢兢業業,臣之望也。’甚至在那樣一個戰亂頻仍的年代,馮道還注意文化建設,和同僚一起雕版印刷了不少經書著作,流傳天下。晉少帝時,契丹攻入汴京,契丹主曾問馮道:‘天下百姓,如何可救?’馮道說:‘此時百姓,佛再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史稱‘其後衣冠不至傷夷,皆道與趙延壽陰護之所至也。’
當時,契丹擄掠了大批中土士女,馮道只要遇到,就出錢贖買,再設法幫助他們和家人團聚。可以說,生逢亂世的馮道,是竭盡所能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的。其實我一直覺得,不管馮道自己有沒有清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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