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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殉人慾,則求利未得而已隨之。”

“禮者,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也。禮貴得中,奢易則過於文,儉戚則不及質,二者皆未合禮,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質而後有文,則質乃禮之本也。”

“智者,猶識也。民生之本在食,足食之本在農,此自然之理也,足食之大務,莫大於恤民。而恤民之本,則在乎人君正其心術,以立紀綱而矣。”

“信者,約信也,以實之謂信。人不忠信,則事皆無實,為惡則易,為善則難。交易以信,則市易易,反之,則難矣。”

當胡儼停頓的時候,現場響起了不小的驚疑之聲。

顯然,胡儼根據“仁義禮智信”這五種道德觀念來對商品經濟行為進行約束,是基於程朱理學裡朱熹觀點的一次不小創新。

胡儼的整體觀點,就是認為財富可以後天獲得,但財富獲得的途徑和手段要符合道德標準,“不義之財”不可以被提倡的,雖然趨富惡賤是社會的現有價值取向,但君子取利要有道。

而在消費觀念上,胡儼也試圖以程朱理學,為大眾提供一個標杆,主張把個人消費倫理拔高到了脫離世俗物質享受的層次,追求一種精神享受的至高境界。

總得來說,是程朱理學現有的義利觀基礎上的理論突破。

既堅持了儒家根本的道德原則,又顯得不是那麼不切實際。

實際上,由於在商品經濟的發展過程中,確實有很多人為了發財不擇手段,在利益面前失去了對道德底線的堅守,而胡儼的這種提法,就有點類似於近代經濟學中的“經濟人”和“道德人”的理論假設,而在經濟活動中,誠信等基本原則確實是值得提倡的,以損害道德為代價的經濟活動,其實對於整個社會風氣都是一種損害。

胡儼的觀點,哪怕是姜星火,也不能說沒有任何意義,這裡面肯定是有一些積極意義的,這是無法否認的,所以在這個層面上,胡儼就已經取得了穩住陣腳的作用。

畢竟站在道德高地上,對下面指指點點,天然就立於某種不敗之地。….

但這種改變,對於傳統的程朱理學,或許是一種進步,可對於姜星火的新學來說,卻依舊太過保守和落後,是披著“仁義禮智信”的虎皮的道德綁架。

姜星火思忖片刻,開口道:“仁義禮智信,不待發而始有也,未發之時,此五者未嘗不流行於中,即使發之時,五者有何聲臭之可言乎?若必以不容說者為頭腦,則參話頭以求本來面目者為正學矣。”

“宋儒因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在人心,推原其上一層以謂之性,謂之曰仁義禮智信,性反覺墮於渺茫矣。”

姜星火的立場站的很穩,並沒有因為對方的某種“讓步”而隨之妥協。

因為從心性論的角度,姜星火壓根就不認為儒家基於天地之性所衍生出來的“仁義禮智信”這些東西,是屬於實理範疇,也就是他反對這種在“仁義禮智信”之前先立一性的形而上學,如果是基於這種邏輯去推導一個“天性”,那麼跟佛家成佛的邏輯有什麼區別呢?

說白了,“仁義禮智信”沒錯,道德也沒錯,但理學家將這些東西,定義為“天理”範疇,屬於“天地之性”,來居高臨下地指導社會經濟生活,在姜星火看來就是錯的。

如果今天他接受了這種對方的“妥協”,承認了理學家的道德準則對於經濟活動的指導地位,那麼其實一切都沒有發生根本改變。

今天的太學之會,爭到現在,爭的就是到底存不存在“天地之性”這種至高的、凌駕於一切現實之上的概念。

“解大紳方才所言,蓋赤子之心,見父自然知愛,見兄自然知敬。”

姜星火繼續道:“若是真有一個天理,基於物質遺傳的種種本能,方是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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